自然之美对陶冶情操的作用

自然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主要来源，也是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寄托。

当一个人因城市烦嚣而心惮逆境时，更需要回归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与安逸。

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提出的“回到大自然”口号，其中正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一种超脱。

在我国最早对山水草木的美的发现是同道德美密不可分的。

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这是以山之厚重博大来比喻仁者宽广慈爱的胸怀，与水之流动比喻智者聪慧机灵的品格，开创了古代所谓的“比德”说。

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发挥，曾把水的特征一一比拟为种种人品，他说：“水则源泉混混泫泫，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是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问，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是知者；鄣防山而能请净，既是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是善化者；赴子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因皆于火，而水独胜之，既是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是有德者。”这里由水源无竭，喻人之有力；水满则流，喻人之公平；微处皆至，喻人之明察；行远不迷，喻人之智慧；山阻而清，喻人之安命；化浊为洁，喻人之善教；入壑不疑，喻人之勇敢；独能胜火，喻人之刚猛；有水则生，喻人之德行。这就把儒家心中的圣人品德包罗齐全了。

当然，“比德”阶段还没有把自然美当作完全独立的审美对象。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大批士大夫文人为了躲避乱世或脱离仕途，纷纷隐居田园，畅游山水，在自然中寻找生活乐趣和精神寄托，形成了最早的山水田园诗派，这时，自然、美真才进入了人的审美领域，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的确，自然美在陶冶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情操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自然美的，清静质朴的本色可以使人洗心涤虑，返朴归真，摆脱世俗社会名枷利锁的羁盼，“惟性所宅，真取弗羁”，练就一种淡泊真纯，随缘自适的人生修炼，“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我国古人欣赏的那种疏野情趣即属此类。

自然美雄浑、崇高的景象，又可激励人奋发进取的勇气，树立高尚远大的抱负。

康德曾说：“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密布在天空中迸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带着毁灭威力的火山，势如扫空一切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以及从巨大河流投下来的悬瀑之类的景物，使我们的抵抗力在他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它的形状与可怕也就具有吸引力，我们就欣然把这些对象看作崇高的，因为他们把我们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惯常的繁荣，使我们显出另一种抵抗力，有勇气去和自然的这种表面的万能进行较量”。

雨果称赞莎士比亚是的天才，“就像一切神通广大，才智高超的人一样，莎士比亚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他不仅自己喝，而且让你也来喝”。这种赞誉对于我国优秀的豪放诗人也是当之无愧的，李白所谓“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孟郊所谓“天地如胸意，吁嗟生风雷”。古往今来，祖国秀丽山河曾激发起多少爱国志士的雄心，“江山如此多娇引，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当代画家刘海粟在登临东海边高山时曾赋诗“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从大自然的浩渺广阔，激发其勇于攀登的拼搏精神，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

大自然还蕴含着无穷深奥的人生哲理，足以启发人心智，发人深省，他是人类最好的启蒙老师。

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收藏。”

大自然的顺天应时，新陈代谢的规律本身就在启示人们一种穷通达变，俯仰自得的境界。

孔子由奔流不息的江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领悟到生命之匆匆和宝贵。

陶渊明由云鸟出没“云无心已出岫，鸟卷飞而知还”，联想到人生归宿；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似乎在暗示人们要适时伺机以静待变；白居易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告诫人们要珍惜晚年，焕发出灿烂人生。

此外像杜甫的“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像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像刘易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像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都是在自然物象中悟出了人生的哲理吗？

自然界的一切变换，“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一叶知秋”，“雨后春笋”不都是在向人们发出信号，将自己的生命同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浑一的高超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