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类学家眼中的广州是什么样子?
以前,广州会被思考，放入到其地理环境, 及华南和全国政治经济网络中，并形诸文字。借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 广州变成good to think 之物。
90年代以来, 人类学家体验广州湿意的栖居感，用脚步丈量它的大街小巷, 品味它的早茶夜宵，听它的喧嚣和宁静,看一年四季的绿，触无处不在的湿。广州是个good to live in的地方吗？
从思考到体验，是田野调查的核心。我们不是理性机器，还要听、看、问，感受当地人的生命世界。由世界牵着，理性帮助我们适当把握方向。
写作时，人类学家以前带着上帝的视角，把一切个体的、鲜活的、情境的、人的因素都抹掉，得到一个社会的、结构的、观念的体系。人变成体系的表现，被宗教、亲属、政治和经济结构塑造。
今天, 人类学发生了本体论转向, 我们回归经验本身。写作，不仅建构社会, 更表达生命那说不出的韵味。在时代潮流和社会结构中，个体身上的所有必然和偶然，如何让个体成为独特的个体。
人类学是人类之学，面对人的整体，看人的社会一面，也看由身体感知而来的难以言说的一面。
本体论转向用embodiment来讨论这种整体。body变动词embody时，有两个意味。首先,把身体之外的社会放到身上,即身体再现了社会。如物资稀缺时代，看到瘦子，人们觉得他可能没钱没势；胖子甩开膀子走路，可能是官员。身体特征透露社会地位。
或者,大屠杀幸存的犹太人在下一代面前不提集中营，可他们的身体无意中传达了这部分经历。一个幸存者的女儿说，爸爸半夜都蜷在被子里发抖, 让人心疼。她知道爸爸一定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另一个小女孩说，妈妈白天很正常，但晚上一定把鞋子放在起床边一起身就可穿到的地方，衣服放在手一伸就可拿起地方，似乎睡梦中也想逃跑。身体记载着过去。
Embody 的另一层含意是让身体具有力量。社会体现到身上后, 与个体的独特生命经验结合, 产生个体的独特经历, 让个体成为个体，不可言说但不可或缺。
我们系一个毕业生在女仆咖啡厅做田野调查。一次，有人想开聚会，提前来看场地。进屋后，他麻木地坐着，不与人交流，几分钟就离开了。女仆们一眼就看出，这人明显不是二次元世界的。他进店看到二次元的装饰、布局、服装等，没透出亲切感，眼神中也没有迷离、朦胧感。亲切感说不出，但可以体现。喜欢二次元世界的人，喜欢印在身体和做事方式上的，与个人生命经历相关。
综合起来，Embodiment就是社会的东西印到了你身上，你把它变成了你的样子。
因此，本体论转向以来的民族志写作, 综合了90年代之前理性客观与后现代以来的感性体验。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书写人的世界需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但生命经验不可言说，不可化约，能否用文字表达？这本身就是悖论。
本体论转向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坑，人类学家被吸落其中，发现里面充满矛盾。
2.
如何书写不可言说,不可化约的生命经验？课上，我们阅读了丽娅·雅各布森的《酒吧之花》。雅各布森是美国人，与日本社会的森严体制不合而丢掉工作，成了一个酒吧女郎。
在她笔下，白天的东京严谨而刻板。日本谚语说：“出头的钉子被榔头敲”。日本人竭力使自己正常，不然，会被榔头敲，直至正常；不能融入的外国人则被榔头尾部拔出，扔出日本。
小孩也这样：“如果你所受教育中唯一能做的有点意义的事就是扮可爱，那么装扮得过分艳丽、时尚、可爱也是一种宣泄方式，是她们悲观失望的表现”。（13页）
但作者很叛逆，“与其像每天早晨火车里那些机器人似的上班族，我宁愿不正常”.于是她被榔头尾部拔出来，扔到了酒吧夜生活中。（27页）
夜幕下，人们在欲望盛宴中逃避现实，留念浮世的刹那繁华。浮世一词，出自佛教“这痛苦的世界”，之后演变为“这短暂而不可靠的世界”，最终成为“这飞逝而浮动的世界”。
快乐转瞬即逝，如《歌舞伎草纸绘卷》的《吟闲集》中说，“浮世若梦，何必认真，且将眼前美好化作永远记忆”。这构成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物哀”。“过去,江户对它的火灾特别自豪，称赞火的美感和感染力，喻之为江户之花...猛火和陪酒女郎都是花，有转瞬即逝的美，必须在凋谢之前欣赏”。（39-40页）
作者经验着浮世。酒吧女郎是日本男人的幻想，他们掏钱与幻想恋爱。陪酒女郎“像个充气娃娃，外表是完美无瑕的塑料，内里空空如也。成为容纳顾客幻想的容器，空无十分重要。”因此,陪酒女郎“是活在夜晚的生物，是编织别人梦境的材料”。(103页)
做陪酒女郎是水生意，让水生意流传，陪酒女郎需在顾客前保持神秘。“神秘产生创造，唤醒想象。想象有强大的力量，让经济转向，让水生意流动。”(125页)
“让女人一点一点袒露自己的过程才有意义，而不是最终结果，那可能涉及性。性关系不是兴趣所在，它敏锐的现实会刺破幻想。一旦女人完全袒露出来，被发现或被抓住，游戏就结束了”。(181页)
只要陪酒女郎感觉脱离了现实，优雅地接受男人的幻想和羞辱，游戏就能继续。
但是,总有人在游戏中不可自拔,假戏真做,或迷恋上这虚假的游戏，如作者。她一方面渴望来自“妈妈桑”的赞赏，为客人编织梦境，享受自己的成就,沉沦而混乱；另一方面又恐惧和疏远自己的母亲，反对和否认充满秩序而虚伪的社会，放任自己在“幻想——破灭——肆意妄为”中循环往复, 如同上瘾。
作者说,“上瘾是人类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梦魇……它问你愿不愿意加入它的十字军奔向地狱，你一定想去，你不得不去，你会带着你的一切，甚至更多。”
每天凌晨，作者醉醺醺地坐地铁回住所，半睡半醒间，她反复梦见“我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是无情幽灵,把人遗弃在快速行驶的车上，也是汽车后座上的女孩，拼命挣扎却够不到刹车。”
似乎，酒吧女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梦，电车上的梦是她清醒的生活。她如同做着“清明梦”，清醒的她看着另一个自己逐步走向沉沦与毁灭: 沉迷时, 她狂暴地叙述内心的梦呓；抽离时, 她冷静审视日本文化中混乱与克制、暧昧与赤裸。
投入而抽离, 作者展现出对异文化体验的独特完整性.
但梦魇会醒,浮世幻象因真实情感体验而崩溃。作者爱上她的顾客,奔溃而后沉沦.
最终, 两年后, 经历多次沉沦与觉醒, 作者走出了酗酒的泥潭：“沉沦七次，第八次就醒来了。”她告别了将女性物化的风月场.然而,那些可爱又可悲的日本男子，那些为生计在水生意中浮沉的女子，还将一代又一代沉沦下去…
3.
黑泽明说，“在疯子的世界里，只有疯子才是神态正常的”。疯过，然后有一天不疯了，站在外面看疯子，才能同时从身体上和理智上理解疯子。疯和不疯，都有不可言说之处。自己与经历的世界，既是一体，也不是一体，才可能传达那不可言说。
《酒吧之花》写出了投入与抽离的张力，既是作者的（抑郁，精密计算，与无可自拔地投入），也是当地人的（空无，理性与情感）。触动人的是作者的抑郁症，随她的经历像过山车一样的反复。
她传达了张力的微妙、崩溃、与混乱。作者真实又矛盾, 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感到性别压迫，清楚自己受男性羞辱；另一方面,她冷静地利用男人获得自己的目的。她应对各种类型的人和顾客,既有情, 又无情。
身体经验不能被完全书写,文字化的经验变了，但也带来不同意味。书写身体经验,要在变与不变之间，让读者对文字描写的世界产生感觉和情感。
课上，我们比较了《酒吧之花》与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格特的经典民族志《菊与刀》。《酒吧之花》描绘夜晚迷幻世界中不可言传的浮世生活，展现真实、矛盾的个体生命，寻求幻想和情感的满足。《菊与刀》是白天清醒意识下的工作环境，展现了日本人性格的原型，逻辑清楚，但人物模糊，不可亲近。
描写个体生命经验，真实、亲切但限于个体的视野和情境。描写性格原型，宽泛模糊，但涉及大部分人。
两本书展现了本体论转向前后人类学研究的差异：之前，注重社会的原型、理想化的模板，之后关注真实个体的生命体验，原型如何体现到个体并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