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
小说描写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为生计所迫，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无辜妹妹丽扎韦塔，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他最终在基督徒索尼娅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品着重刻画主人公犯罪后的心理变化，揭示俄国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的19世纪是个没落的世纪。“欧洲的没落”的到来是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它或者是充斥着杀戳和暴力的革命，或者是犯罪、堕落、偷盗和一切罪恶的渊源。这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人们怀疑一切定论、天生贵贱、王权、信仰。尼采一声“上帝死了”。宣告了理性时代的终结。“上帝死了”，人类最终从上帝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同时也陷入了虚无之中。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参加反沙皇的秘密集会，触怒当局而被捕，次年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劳役。与罪犯共度的苦痛生活，使他对俄国社会的阴暗面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也对人类生活、人性中的善恶及俄国人的性格有了新概念，这些观察及概念即呈现于《罪与罚》之中。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罪与罚》之前就作了充分的构思，这部小说是他多年酝酿的艺术结晶。早在1859年他在给其兄米哈伊的信中就说到要写“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会确立他的名声”。他关注当时俄国社会的犯罪诉讼事件，这些社会新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他在1866年的一封信中提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他向当时的《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卡特科夫述说了这部小说的纲要。在这年8月他回国开始了写作。他对自己的第一稿并不满意。在他看来，小说是诗意的事业，应当去用心写。于是出现了第二稿和第三稿，直到1866年底，《罪与罚》终于问世。在创作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经历了人生许多波折，这深深影响了他在《罪与罚》中的结论。 [4]
小说反映的主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愿意去神化基督，其最终目的是了人自己，因为这样可以给人找到一个精神上的支撑点。于是，在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文化语境中，西方作家正视人的局限性、不足和致恶性，倡导人在破除恶性的过程中虔诚向善。这样，人类就以接受苦难的方式来赎罪得救，在与罪恶激烈的抗争中发展和完善自己，从而使“罪与罚”母题变得丰富和深刻。“罪与罚”母题研究深化了“人”的问题意识，突出了人类的精神存在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与罚”的独到认识，打破了纯宗教意义的“罪与罚”面貌，同时又建设出一种全新的“人的宗教”。
小说结构方面（因果-历史叙述模式的退场和以对话和独白为中心的新的结构的建立）；对心理现实主义的推进：尽量不脱离人物自我意识以及最大限度挖掘人物潜意识的心理描写；以“复调”对“独白”的超越。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罪与罚》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小说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作者始终让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时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极为出色。小说中，由于作者着力拓宽人物的心理结构，情节结构相对地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作品中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凶杀事件扣人心弦，但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这部小说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主要情节过程只用了几天时间，在浓缩的时空中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小说的时代色彩和政论色彩十分鲜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