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建筑，拍的是构成，拍的是形态元素。照片里，拍摄者将线条实的透视与虚的透视结合起来运用，使得画面空间的深度感、立体感油然而生，将人物衬托得渺小却有深意。
爱德华.韦斯顿说：是摄影家证明了“自然”能提供无以计数的完美“构图”，即那些无处不在的秩序感。照片里身着龙袍的“皇帝”，身体在充满秩序感和等级感的故宫中，是自我与世界建立起另一种关系的过程。在我看来，他是一位与当下社会不入流的理想主义者，是中国的唐吉可德。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
照片里的他，是末世之人，觉知我们心灵内在诉求中的终极部分。他也是迷失的路人，在尴尬的时代注定潦倒地度过忧患莫测的一生。“他慈悲如同厚土，狂傲如同云霓；他飘飘然兮远离；他静谧，故而守恒；他不世故，因此懵懂于事；他或如老杜，是个倔硬老头。”一切人群之中的孤寂都更加无意义，他只能用自己的量尺，如履薄冰地测算生与死的距离。然而，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结局悲壮但决不可怜。
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主义者基本被视为另类，轻则被边缘化，重则是死。当下的中国，伪理想主义者很多，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极少，大部分人都已经放弃、背叛或变质了，正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所说:“以前的革命家都成了资产阶级，以前超脱世俗的人物都成了附和流行的人。昔日拥有独立精神的人们，今天正掐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脖子。二十年前的青年们，变成了比以往他们所攻击的老人们更加保守的保守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的空间，在当代阶层凸显的年代，已经愈发渺小。然而，这并不是说，理想主义和世俗是对立的。正如史铁生所说，上帝安排了俗世，是为了考验人类，把他们放进龌龊里面，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就象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在俗世又超越俗世的，如此，才能真正的以渺小之躯影响他人。
理想主义者不是完美的，不是万能的，他们很渺小，但是至少他们始终清醒，不怕孤单，因为他们温和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