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中国王朝史的起点，可惜尚无实证，唯有传奇穿越千年。
五服，民间一般用来指家族关系，以自己为起点，往上到爷爷的爷爷，往下到孙子的孙子，上下各五代共有九辈人，是为五服。
但大禹的五服，可不是这个意思。
一
大禹又叫夏禹，治水成功以后，分天下为九州，铸九鼎，是传说中夏朝的开国太祖。
从大禹开始，中国进入王朝时代，但毫无疑问，那是一个万国林立的时代，大大小小的或酋邦或方国或部族星罗棋布，为了叙述方便，暂且很不严谨地笼统地称之为诸侯国。
所谓万国林立并不是形容词，比如进入信史离我们更近的周朝可以作为参照，那时的大小诸侯国就有一千多个，到后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秦并天下，这是一个兼并融合的结果。
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中央集权不同，夏商周三代虽有相当于中央的天子，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王朝是由很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组成的，天子是天下共主不假，但要想收天下万国的人头税还是力所不能及的事。
换句话说，天子所在的王都其实也是一个和诸侯国一样的国家，只有这里才是天子完全的势力范围，然后凭借其软硬实力，以王国为中心把各诸侯国联合在一起，所谓王朝，就是一个王国加上许多个诸侯国，但在诸侯国内部，是一国一治而不是两制，各国有相当大甚至完全的自治权。
今天的帝都，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其实差不多一切的中心都在这个地方。
显然，这里的中心，是一种虚拟存在，本质是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模式。维系这一中心地位的基础无外乎两样，一是指向外围的控制力，二是指向中心的向心力。
不难想象，这种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影响力，会在地理上呈现出逐渐衰减的态势，就像扔到池塘里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水面波动的半径，最终会有一个极限。
比如俗话说的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乡，就是权力衰减的例子。即便是所谓的虽远必诛，潜台词也是承认远则难诛。
今天的垂直管理能力早已突破空间障碍，但在交通和交流完全原生态的大禹时代，地理空间上的远近亲疏无疑是很明显的。
坐在王位上向四周看去，以身处王畿的大禹为中心，散落各地的大小诸侯们环绕四周，就形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圈层结构。
这就是大禹的五服，由内而外，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PS：大禹之前的帝尧时期已经测出闰年为366天，据此可知其时已能确定东南西北的方位，按天圆地方的逻辑，大禹的五服应以东南西北的方位为准呈方形结构更合适，而不是同心圆。
当然了，现实中的天下臣服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大小诸侯国们有心悦诚服的，肯定也有口服心不服的，分庭抗礼自然也在所难免。
二
大禹的五服，最完整的记载见于《尚书·禹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大意是说，王都四周五百里范围是甸服，明确说要纳税的就只有这个区域。在甸服之中，由近及远所缴纳的税赋各有不同，分为总、铚、秸服、粟、米等五等，简单说就是近处的既要交谷米给人吃，还要交秸秆用来喂牲畜，粮食植株囫囵个都得交，而远处的只需要上缴打好的谷粒就行，这样的安排大概是出于交通的考虑。
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这是分封给在朝为官者及诸侯们的地方。
侯服以外五百里为绥服，近处三百里揆文教，揆是管理，揆文教就是负责文教工作。这个地方的诸侯要充分发挥文化统战的战略作用，文教的对象，自然是绥服以外的那些蛮夷。
准确地说，这里的蛮夷是中性词，主要是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习俗观念、文化背景等，血缘种族可能有区别但不是重点。
揆文教的目的，是展示文德以吸引和同化，相当于现在的孔子学院和好莱坞，要搞文化输出，也就是孔子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绥服中稍远的二百里奋武卫，也就是整顿武备设置防务，防的也是外围那些蛮夷，或被动防守，或主动出击。对于揆文教不成功的刺头，自然是说不服就打服，打不过就可能夷夏颠倒，蛮夷反倒变正统了。
大抵可以说，到这儿就已经是中央王朝实际上的边界，相当于现代国家的边境线，奋武卫就是秀肌肉造航母搞核威慑。
绥服再往外是要服、荒服，即所谓的蛮夷之地，既是争取团结的盟友，也是不可不防的对手，可以理解为外族的地盘，打击罪犯清除异己就往这扔。与后世所谓充军发配比起来，这种流放的方式，好像驱逐的意味更浓一点。
对五服的记载历来有很多讨论，是真实历史还是后人杜撰？是现实可行的政治规划还是理想化的政治蓝图？这么规整方正的格局有可能吗？如顾颉刚先生就认为夏禹的五服是不存在的。
真或者假，可行与否，空对空地讨论难有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字记载其实说得非常明确，既有定性也有定量，难道不应该按图索骥地算算数字查查地图么？
五服由内而外，五百里为一层，这是其一。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这是其二。
三
五百里，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数字，但是，且慢，古代的里和现在的里一样么？
当然不一样。
所以，首先得找到尺度才行，因为度量衡这个东西从古至今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即便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了，此后历朝历代也还在变来变去。
有案可查的说法是，八尺为步或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或三百六十步为里。
如西汉戴圣《礼记·王制》：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
《史记·秦始皇本纪》：
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有八尺一步，有六尺一步，还有六尺四寸为一步，各代说法不一，而且， 这个规定往往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以秦朝为例，那时的意识形态是以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夏商周秦，朝代更迭，这是天运流转的结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取代了周朝的天命，周是火，秦是水，水克火，所以秦朝的水德替代了周朝的火德。
在五行之中，水代表黑色，数字是一和六，所以，秦尚黑，数以六纪，百官的衣服是黑色的，部队军旗也是黑色的，兵符印信宽六寸，马车宽六尺，拉车的马得六匹，甚至连一年的开始都给改到了十月，因为十月为亥，亥为水。
六尺为步就是这么出笼的，纯粹是政治导向的结果。
再来看“里”。战国谷梁赤《春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这里说的古并不确定古到什么时候，但“名曰井田”，这很明显是井田制的产物，是田亩丈量用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上下文连起来看会发现，这个名曰井田的三百步为里等于的是九百亩，也就是说，三百步为里的里不仅是我们熟知的长度单位，同时也是面积单位，指长宽都是三百步。
所谓井田制能否上溯到夏禹很难讲，甚至周朝是否真的实行过井田制也有争议，不过，里这个单位既是长度又是面积，对于大禹的五服这种国土面积的划分来说至少是很般配的。
但是，这不代表一里就一定是三百步，比如到隋唐的时候就改成了三百六十步为里，同样的，上溯到大禹时代，很可能也有不同规定。
四
一尺又是多长呢？
这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比如商尺就有好几种，有出土的商代骨尺和牙尺为证。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牙尺，长15.78厘米，划分十寸，每寸十分。
上海博物馆藏商代牙尺，长15.8厘米，划分十寸，每寸十分。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骨尺，长16.95厘米，划分十寸。
两个牙尺仅相差0.2毫米，或可视为一种，这样商代的尺就有大小两种，大尺16.95厘米，小尺约15.8厘米。
有意思的是，以商尺16.95厘米为标准的话，十尺一丈就是差不多1.7米，与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差不多（2015年中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1厘米），所谓男子汉大丈夫，真就是一丈为夫。
要是用商代以后的尺，丈夫就很难找了。
比如周尺、秦尺是23.1厘米（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藏东周铜尺，长23.09厘米，分十寸），这个时代，要找名副其实的丈夫，那可真得万里挑一，只有姚明那样的才勉强够格——其实七尺男儿也英雄，何必非得大丈夫，七尺男儿就是从这来的（按一尺23.1厘米算，七尺也不过就1.62米）。
要说明的是，周尺并非只有一个23.1厘米，如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国兆域图，是一个铜版地图，内容包括王陵方位、区域及建筑分布等，这个地图所使用的度量单位就是步和尺，比例尺约为1比500。经测算，一尺22厘米，五尺为一步。
注意，这又有了一个五尺为步。
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要统一，也就意味着此前各国各不相同。
再往后尺度越来越大，如唐朝一尺30厘米，清朝一尺35.55厘米，不要说丈夫了，连七尺男儿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尺有多长？原来代代不一样。
一里走几步？真是信马如游缰。
不过，历朝历代的度量衡大小不一，但毕竟这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步这个单位，显然与人走路的步幅有关系，如果其大小与生活经验严重背离，肯定不会被接受，所以，尺有长短，步有多少，但一步的长度并不会太过悬殊。
如商尺16.95厘米，八尺为步，则一步是1.356米；秦尺23.1厘米，六尺为步，则一步是1.386米；唐尺30厘米，五尺为步，则一步是1.5米。有差异，但差得并不离谱，1.4-1.5米，符合人的实际步伐。
由此可见，步是一个直观且相对稳定的度量单位，这也可以和古人“以身为度”的记载相印证，如《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身为度，称以出”。
你可能觉得一步1.5米这步子也太大了吧，实际上，古代的一步是现在的两步，即左右脚各有一步才算一步，而现在的一步，古代叫跬，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里的跬和步，就是古代的两个计量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步和两步。
五
除了上述各代忽长忽短的尺，在天文观测领域还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尺。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太史令钱乐之铸浑天仪（公元424年-453年），其一尺合24.5厘米。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再次统一度量衡，将北朝大尺（30厘米）用于日常生活，南朝小尺则继续延用于天文观测以保持稳定。
此后历代天文观测中，如唐代僧一行测量子午线，宋代司天监的圭表尺，元代郭守敬造观星台等，他们所使用的也一直是钱乐之的一尺24.5厘米。
1975年，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制造的铜圭残件上发现了当时用于测日影的量天尺的刻度，考定其尺长为24.525厘米，与南北朝时期钱乐之铸浑天仪的尺度相符。
也就是说，从南朝宋起的1000多年间，量天尺的尺值恒定不变，从而保证了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天文领域所使用的24.5厘米为一尺很可能传自上古。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古观象台，出土了一根用于观测日影的漆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先生的研究结果是，那时的一尺等于25厘米，5尺等于一步，并推测200步合一里（《从陶寺观象台IIFJT1相关尺寸管窥陶寺文化长度单位》、《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
陶寺古观象台的年代是公元前2050年左右，这个时间恰好是传说中的大禹时代或同期。
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判断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柏杨《中国历史年表》认为禹建立夏王朝是在公元前2205年。
陶寺遗址用于天文观测的25厘米一尺，与上述南朝宋以后沿用一千多年的24.5厘米一尺相比较，实在太接近了，这恐怕不能简单说是巧合吧。
自古以来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都由王权所掌控，同时又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相关知识在专业领域内代代相传，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要从24.5和25厘米中选一个，我更倾向于有过多个朝代天文实践的24.5厘米。
一尺24.5厘米，几尺算一步呢？
五尺一步，是1.225米；六尺一步，是1.47米。
如前所述，商、秦和唐这三个朝代尺度大小不一，但一步的长度都在1.4-1.5米。
两相比较，1.47米在正常范围，1.225米偏小，但如果长途跋涉，也许稍小点的还更合适。
我们来换算一下。
1里=200步，1步=5尺，1尺=24.5厘米，那么，一里=200X5X24.5厘米=245米，五百里是122.5公里。
如果1步=6尺，则一里=200X6X24.5厘米=294米，五百里是147公里。
代入大禹的五服，中间的甸服五百里，即边长122.5公里或147公里。
从中心到边界是五服，即五个五百里，是612.5公里或735公里；整个五服的边长是十个五百里，即1225公里或1470公里。
这就是《尚书》记载的大禹所统辖的世界。
六
夏朝目前还只能算传说，禹的都城所在当然也不清楚，有说在山西，有说在河南，其中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被认为可能性很大。
我们来看地图。
从王城岗遗址到海边，地图测距显示为633公里左右（非精确值）。
从五服的中心点到边界的距离，上面我们计算的结果，是612.5公里或735公里。其中的612.5公里与地图显示的633公里误差仅20余公里，如果不是巧合，这就太令人惊讶了。
由王城岗遗址向西600多公里，这就到黄土高原了，作为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区，土层厚，植被少，无风三尺土，河里泥沙俱下，水土流失很严重，虽然不是沙漠，但用流沙来形容貌似也说得通。
此外，毕竟是4000多年前，那时的海平面可能要低于现在1-2米。
PS：不同研究中海平面的升降数值并不一致。
海平面低于现在，也就是说，东部的海岸线还应该向东退一点（具体退多少不知道），那么王城岗遗址距离海边的距离与我们算出来数值的差距应该比20公里还要再多一点。
如果假设大禹五服的记载属实且准确，再假设大禹都城在王城岗遗址所处的纬度线上，那么王城岗遗址就在五服中心的西侧20公里以上，但仍然在五服最内一层的甸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则位于五服中心的西北角，已经到了五服由内而外第二层的侯服。
其实也就差二十来公里，完全可以算在合理误差的范围。
要说明的是，虽然并不能因此就证明王城岗遗址就是所谓的禹都，但是，在信任古籍记载的前提下进行验算和求证，这种实证的思路无疑是可取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还可以做更多的尝试，也许，我们会与更接近事实的某种历史真相不期而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