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最盼望春节，因为一年之中，唯有这个节日可以满足我那肤浅的虚荣。
那时的乡村，是贫瘠的物质与文化的代名词。上了年纪的乡亲鲜有识字者，而粗通文墨的年轻人又大多忙于布置年货，于是贴门神这类轻巧却又稍需文化的活动，便落在我们这样一群半大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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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最后一个清晨，空气中氤氲着腊味的油香，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孩子们已聚集筹划，只为在这个尚与文化沾边的任务里，向乡亲们卖弄着自己有限的学识。
其实细想起来，这项任务能否完成与文化并无关联。门神都是提前买好的印刷品，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操办：将一副完整的门神分别对折后，沿折缝裁开，张贴时，仍然按照裁出的边缝张贴，终究不会出现差错的。
即便这样，我们挨家挨户贴门神时，主人家依然会反复查验，担心孩子们误将门神左右贴错。因为乡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倘若门神的位置贴反了，关上门后门神会出现背靠背的囧相，外观上显得离心离德，自然也就不会庇护主家了。
所幸我们每年要张贴十几户门神，多年间从未出过纰漏，直到后来这群孩子都已长大。时光荏苒，再回首已是物是人非，但不变的是，时至今日乡亲们对贴门神的那份虔诚，那份敬畏。
因为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传统，终将会形成生命里最神圣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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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项民俗，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则是宋代王安石的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中的“新桃旧符”算得上是最早的门神，同时兼具着春联的作用。五代时期，蜀主孟昶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由于是刻在用于辟邪的桃木板上，春联也被代以桃符的称谓，而此诗的创作时间，距孟昶生活的年代不过百余年。
据《后汉书》记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百鬼所畏。中国春节贴门神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距今已有近4000多年。
大约形成于春秋末年的奇书《山海经》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在黄帝时期，东海度朔山中，有株巨大的桃树，盘曲3000里，它的树枝伸向东北方的鬼门，所有的鬼怪都经由此门出入。
桃树下站着两位神人，一位名为神荼，另一位名为郁垒。两人平时专治鬼怪，若发现有鬼怪行凶，即刻用草绳将其捆绑，送去喂虎。
基于这个记载，后世的人们用桃木刻成神荼和郁的形象，放在门口专门吓唬鬼怪，两人也成为门神界的开山鼻祖，就连他们容身的桃木板，都成了后人眼中能够驱邪避魔的神器。
两人在此后的千年间一直恪尽职守，直到大唐贞观年间，因为唐太宗的失眠，这才有了轮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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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征战沙场，杀孽过重，夜间常被噩梦缠身，彻夜难安，在秦琼和尉迟恭立于宫门外镇守后，这才安然入睡。
但二将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如此劳作也绝非长久之计，遂有宫廷画师将二人手执兵器的模样绘成画像贴于宫门，当做门神守卫，后来民间纷纷效仿，这便有了如今最常见的门神形象。
这两位门神在现实中真实存在，人生结局也相对圆满，较此前延续了几千年的神荼郁垒更有群众基础：秦琼粉面红润，凤眼蒜鼻厚唇顺髯，手执宝剑腰配弯弓；尉迟恭面色焦黑，浓眉瞪眼，手执铁鞭腰配羽箭。两人都是双足八卦步立姿，此后的门神形象多半以此为范本。
这阵武将门神的风潮被掀起后，后世又衍生了多种类别的门神，譬如：杨家将系列、岳家将系列、三国武将系列等，此外还有文门神、祈福门神，文门神的形象为身着朝服的文官，如天官仙童，祈福门神的形象为福禄寿三星。
不过由于武将门神自带的威严气质，人们更愿意将他们置于正门外，以挡鬼煞之气，而文门神和祈福门神因为面相柔和，多被置于内室，以祈求祥瑞。
几千年的传统浸润，使得门神在民间的影响力愈发根深蒂固，在歌剧《白毛女》中，年关躲债的杨白劳，即便到了困苦交加的境地，还不忘给自己大门上贴门神，剧中他和喜儿有这样的唱段：
门神门神骑红马
贴在了门上守住家
门神门神扛大刀
大鬼小鬼进不来
哎 进呀进不来……
然而这纸门神最终还是没能挡住地主恶霸的入侵，因为比鬼神更可怕的，是罪恶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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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故乡的农村仍然还有贴门神的习俗，门神依然是那种印刷的成品，只是形制上采用更为考究的烫金装饰，然而当初春节前争先恐后贴门神的那群孩子，早已各奔东西。
更多的人迁向了城市，他们生活的那一座座外观相似的建筑里，铁门上春节时不再张贴门神而用一副通红的福字作为替代，在越来越多的接受过唯物思想的人看来，小区门前的监控，足以令所有的邪恶无所遁形。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世间没有人能阻挡时光的流逝，就像我们不得不面对门神文化的消亡一样。或许有一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的橱窗里看到曾经的那些门神形象，只能通过附表中的简介，才能唤醒那些童年里那些清苦却温暖的记忆。
纸质的门神或许会堙没于红尘，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依然需要坚守的，是那份对神灵的敬畏，对善良的守护，对未来的向往。
因为唯有如此，人类才有迈步前行的动力，人类才有灵魂净化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