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胡同，才发现胡同一直是一种“所在”。
——题记
我家住在一个胡同里面，小时候并不明白什么是胡同，只知道家和学校是由一条泥泞小路连起来的，路的两旁住满了人家，我家就在路的尽头。每个清晨傍晚都是胡同里最热闹的时候，当然这里的热闹都是随着学校的铃声作息的。
天蒙蒙未明，胡同里家家户户都有一盏灯火通明，这个时候，一个小伙伴敲开胡同这头的门，吱吱呀呀，胡同里的门报数似的依次开了，从门里探出一个小脑袋，嘴里喊几声伙伴的名字，直到对方应一声，这才心满意足地跳出来，结伴去和下一个“小脑袋”集合。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哪个小伙伴生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开门出来的肯定就是手里拿着请假条的大人。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吧，胡同里的孩子还是有很多默契的，它可以是前一天的《蓝猫淘气三千问》，《海尔兄弟》，也可以是昨天下午吃的那包方便面和辣条，偶尔也会是哪道不会做的作业题，琐碎而具体，简单且快乐，聊着玩着穿过胡同，走过小路。
胡同人家，家与家之间，户与户之间，包括人与人之间，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与相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房屋的建造上，几乎每家都是“工”字型房屋，二级台阶，一百平米。要说哪儿不一样，那就是每家厨房的味道不一样。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可以闻到各家厨房飘出来的饭菜香味儿，这些香味儿遇上饥肠辘辘的我，怎能不“投怀送抱”？这下可就惨了，美味的饭香勾起我的食欲，一回到家，二话不说，已经是两个馒头下肚，回头看看，母亲满脸慈爱地端详着我，她大概不会知道我为什么吃的如此着急的。胡同里大人们之间的默契也不止于此，更多时候都是源于孩子们的映射。譬如，有一段时间，母亲会有意无意地就“早恋”“网瘾”之类的问题对我旁敲侧击，鸣钟示警，正当我觉得无厘头之际，我的小伙伴也架不住向我吐槽自己母亲的反常之举，一来二去，竟发现这早已是“胡同教育”的一门必修课程。
每逢节日，胡同里的氛围都会让我想起“大同社会”。就过年来讲，从置办年货到年夜饭做哪道菜，怎么做，大人们都会像讨论一项重要事件一样，精细到每道工序，用认真严谨的态度筹谋着如何打开亲朋好友的味蕾。等到年三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爆竹声此起彼伏，昔日朴素内敛的小胡同，摇身一变就成了“小火塘”，到处一片红彤彤。孩子们早早穿好了新衣，拿着“窜天猴”，一簇一团地走家串户去捡鞭炮，说来也奇怪，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自家成串的鞭炮仿佛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反而是那散落在炮灰之中未被点燃的零星鞭炮，更值得我们寻觅。从这家到那家，地毯式的搜索着每个可能的角落，兢兢业业，一点儿也不马虎，每捡到一颗，那都是如获至宝的喜悦，或许孩提时的快乐总是比想象得来的容易。大人们这个时候是无暇顾及孩子的，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战场”，厨房里的父亲或母亲，为这顿大家期待已久的年夜饭紧张忙碌着，或许是父亲的拿手菜，或许是母亲的养胃汤，都会成为这顿年夜饭的点睛之笔。客厅里的爷爷奶奶也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春晚，也等待着来自远方叔叔伯伯的问候，一个不长不短的电话，也总能让爷爷奶奶慈祥的眼睛里泛起泪花，至此这顿年夜饭也会因为远方的问候而越得圆满。春晚开始的时候，年夜饭也上桌了。这个时候，跑的再远的孩子也会循着妈妈的饭香回来的。全员到齐，还不能开动，因为这些个小淘气还在心心念念自己的压岁钱，不过在拿红包之前要向长辈敬酒，所以，还没吃饭，“祝酒辞”已经差不多用完了，看着长辈们眉开眼笑心甘情愿地拿出红包，孩子们的心里对过年又多了一份喜爱。
年三十之后就是正月了。从初一开始，胡同里“走家串户的就不再只有小孩子了。这时你看到的是某家大人领着小孩儿，端着自家的饭菜去敲另一家的门，也有好几家同时去一家的，大家都带着家眷和自家的特色食物欢聚一堂，聊着、吃着、玩着、喝着，男人们喝酒划拳，女人们吃菜聊天，也有抱小孩逗乐的，也有新婚燕尔的，男人们喝着喝着会脸红，女人们聊着聊着会害羞，只有小孩子还是一如既往，三五成群的在这里捡着鞭炮，在那里数着压岁钱，偶尔跑回来，嘬一两口饭菜，在母亲的叮嘱中消失在胡同的另一头。
胡同里的生活平淡真实，胡同里的人热情朴实，这也是一种属于我们的“胡同文化”，不过这里的“胡同文化”并不像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提到的“北京胡同文化”，他所呈现的北京胡同文化映射了北京市民的一种心态，他说，“北京人爱瞧热闹，但不爱管闲事儿。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更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为据，这大概和当地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是生活让他们学会了“忍”和“冷眼旁观”。而这里的胡同，任谁也不能“冷眼旁观”，比如谁家小两口闹矛盾了，一定会有胡同里年长明事理的人来调解，化戾气为祥和。也有谁家的小鸡崽偷溜出来了，胡同里的孩子也会挨家挨户送回来的，大人见了夸奖孩子，孩子笑了，天空也晴朗了。这是胡同的魅力所在，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长大后，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胡同，才发现原来胡同一直是一种“所在”，走的越远，它的模样越发清晰。
那是一条胡同，却养着一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