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祖国西南的一个五线小城。
小时候我曾生活在一个倒闭国企的职工大院。父母并不是那个工厂的员工，我们是从乡下搬来这里的。父母不甘于在乡下一辈子种地，所以就到城里来做些生意。
我们在这里租了两间宿舍，算是在这里落下脚来。父母平时忙于生意，而我就在就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那是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国企倒闭的大潮已经沉淀了有几个年头。下岗的职工从呼天抢地的惊慌中逐渐安静下来，各谋出路。有关系的找关系求工作，没关系的摆个小摊做些小生意开个小店什么的，再不济的有苦力活也得做。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大院里住的并不全是这个厂里的职工，为了补贴职工，空余的宿舍都是对外出租的。所以像我们一样的外来住户也不少。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大院类似四合院，是一排排平房，但是比四合院大得多，住的人家也很多，所以这里有很多孩子。大人们每天为生计疲于奔波，但是孩子还没有能够体会生活的艰辛。每天放学后，大院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在那些被生存压力挤压得喘不过气的年头里，这可能是能听到的最欢快的声音。
我家隔壁住的是以前国企的旧职工，下岗后男主人是在外面做些泥水活，女主人在大院大门口靠街边的地方摆了一个小摊，卖香烟和饮料。在烟柜上还有一部灰白的电话机。烟柜前面的玻璃上贴着几个方正的大字——长途市话，电脑计费。大院里有BP机的人，几乎都在这里打电话。
他们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岁，有点胖，个头也比我大很多。他的名字有个伟字，别人都叫他阿伟，所以我就叫他阿伟哥，有时候我说得太快，听起来就变成了伟哥。他总是提醒我让我说话咬字要清楚，不然去学校要被老师骂。那时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关心人的好哥哥。
刚从农村搬来城里的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乡巴佬，说话的口音很农村，所以大院里的孩子，不管大的小的，都不待见我，甚至欺负我。只有阿伟哥看得起我，他不仅不欺负我，而且还处处保护我，有事的时候总是为我出头。他本来块头就大，再加上说话的语气很老成，几句话就吓到了那些孩子。
我记得街边小卖部放的影碟录像中，能帮人出头的人都被叫做大哥，我还记得，那个经常帮人出头的人，叫做什么浩南。所以我暗自下决心，这辈子就认定阿伟哥做大哥了。我也不知道他看上我哪一点好，反正他很快就把我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在我面前真的是无话不谈，这直接导致了我无话可谈，因为我根本也插不上嘴，只能一脸懵懂地听他讲。
他很有冒险精神，经常带着我到处探险，我们钻进大院旁边的旧工厂里，除了看门的老大爷，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地上起了厚厚一层绿青苔，四周到处都长满了比人还高的杂草。唯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还有烟囱下面锈迹斑斑的钢铁玩意。
我好奇地问阿伟哥为什么烟囱没有烟，还有那些钢铁玩意是什么。阿伟哥一件件给我解答。我又问他很多很多事，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在后来的探险中，他解答了我很多很多疑问。我简直把阿伟哥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又暗自觉得惭愧，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多不知道的问题，而阿伟哥什么都知道。我觉得他以后一定是个做大事的人。他也不只一次说过长大以后要做一件大事，我问他想做什么大事。他想了好久，也说不出来，只是说一定要是件大事。
这是他唯一没有给我答案的问题。
有一天阿伟哥神秘的告诉我，他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还要带我去看，但是一定要晚上再去。我早早就写完了作业，和家人打了一声招呼后就去找阿伟哥玩了。
阿伟哥带着我，蹲在大院门口，说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心里纳闷，大门口能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阿伟哥的话我是从来不敢质疑的。
就在我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从门口里走出了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在夜幕里看的不是很真切，等她走近了我才认出，是住在大院西边角的陈阿姨，听说她原来是这个厂的长花。她出了门就一直往左走，低着头走得很快。她每天晚上都这个时候出门。
阿伟哥把食指竖起放在嘴上，然后示意我跟着他。我越发好奇，他竟然带着我跟踪陈阿姨。走过了几条街，又穿过了几条巷子，陈阿姨最后进了一家灯光昏暗的店里。我们凑近前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不就是家洗头店吗？阿伟哥意味深长的朝我笑，问我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不想店里的陈阿姨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我们。她显得有点局促，赶紧出来让我们快点回家，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冰激凌。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我们父母知道了，那天晚上我们的屁股都开了花，当时我觉得真是天大的冤枉。
这个教训使得我和阿伟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提去冒险的事。
我们不能去远的地方，就只能在大院里来回游荡。大院门口新开了一家租影碟的小店，我们就经常跑去那里看录像。店主是一个叫老四的人，他喜欢光着膀子，即使有时候天并没有那么热到要脱衣服的程度。我虽然经常去他的店里玩，但是都不敢正眼看他，因为他的胸前和后背都是张牙舞爪的纹身，怪渗人的。
除了我和阿伟哥，还有两个人也喜欢来这里玩，一个是乌鸦，一个是阿标。乌鸦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爸爸住。他爸爸成天打麻将，有时候经常两三天不回家。他平时不爱说话，但是打起架来特别狠，大院里的很多小孩都被他欺负怕了。阿标和他说同班同学，所以他们经常一块上下学。
老四的影碟机里永远放着古惑仔的电影，每次我们都看得热血沸腾，以至于店里的吃饭桌子被我们掀翻了好几次。后来老四再也不敢当着我们的面播放古惑仔了
古惑仔里正好有一个反派也叫乌鸦，我和阿伟哥有意无意就把大院里喜欢欺负人的乌鸦当做了电影里的乌鸦。因为有阿伟哥，所以他并不敢欺负我。
那天我在大院的老树下玩耍时捡到了一把精致的小刀，我高兴得像捡到宝似的，刚想拿去给阿伟哥看。却被阿标给拦住了，他一把夺过了我手里的刀，还恶狠狠的告诉我，这把刀是乌鸦的，让我不要乱动。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伟哥，他气冲冲的跑过去，抢回了小刀。没想到阿标竟把乌鸦叫来了，本来阿伟哥和乌鸦井水不犯河水，这次他们却为了争抢这把小刀打了大院有史以来最惊天动地的一架，谁也不服气谁。在打斗中阿伟哥的下巴被小刀滑了一个小口子，鲜红的血水沾满了衣服。乌鸦吓傻了，扔下小刀就跑。
阿伟哥说这把刀见过血了，我拿着不吉利，就把它放进了口袋里。
经过这件事，我们认清了大院的形势，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帮派来对付乌鸦和阿标，还有和他们一起玩的人。
我们的帮派当然是正义的，是好人，他们是坏人。阿伟哥说帮派是由我们两个人一起成立的，所以帮名就从我和他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他的名字当然是取伟，我叫林阳，所以取了阳。阿伟哥说我比他小，他谦让一点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是帮中的事要他说了算。所以我们的帮名就叫作阳伟帮。他向大院里的小孩宣传我们的帮派，告诉他们我们是阳光和伟大的帮派，我们是正义的，专门帮助被欺负的人，那些孩子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听到有人可以保护自己，很多人都纷纷加入。
不久这件事就被大人们知道了，我和阿伟哥的屁股又再一次开了花，帮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日子依旧平淡无奇地过着。
后来父亲去了其他地方做生意，我们一家都搬走了。临行的时候我特地去和阿伟哥道别，我向他保证我一定会回来找他的。我问他等他做大事的时候能不能带着我，我不会给他拖后腿的。他说一定会的。那天我们都哭了。
搬家的把所有的行李都装上车，货车发动了。突然阿伟哥往家里跑去，没一会又折了回来，还拿了一样东西，很郑重地把东西交给我。
——是那把我捡到的小刀。
我说你留着吧，但是他执意要让我收下。
离开那里以后，我经常会想起阿伟哥，想起他带我四处去冒险，想起我们的的阳伟帮，还有那把小刀的故事，以及他告诉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我曾经回去找过他几次，但是每一次他都不在家，每次他的爸妈都告诉我他和朋友出去玩了。在新的地方，我也开始慢慢地有了新的伙伴，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断地升学，又去了很远的城市上大学，在那里工作。上次回老家探亲，我听父亲说那个倒闭国企的大院已经拆迁了。大概有十几年没有去过那里了吧，不知道那里现在怎么样了。我决定去看看。
车子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行驶着，越来越接近，也越来越忐忑，就像去见一个多年未谋面的老朋友。迫切地希望快点见面，又怕见面已不再是从前。
我终究是来晚了，这里早已经变成了一排排崭新的商住楼，几乎看不出从前的样子。唯独大院前面的那几棵树还在，还有大院对面的建筑物也没有变。
凭着记忆里残存的熟悉，我努力回想着大院原来的样子。忽然我什么都记起来了，我家住的位置在这里，阿伟哥家卖香烟的小摊在那里，还有那个整天放古惑仔电影的影碟店……所有的碎片都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这让我相信，每个人经历过的事其实都不会忘记的，只不过自己不愿去想起罢了。
我把手摸进口袋想拿出一支烟，才发现已经抽完了。于是径直走向前面的一个杂货店买，店老板正在电脑前玩游戏。货架上横七竖八的堆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地上还有一些没有收拾的垃圾。我说了自己要的烟，他眼睛仍盯着电脑屏幕，一只手伸进烟柜里拿烟。直到我递给他一张一百块他才不情愿地转过身来找钱。他没有看我。
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咦，这不是阿伟哥吗。他下巴的那条小小的刀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肥胖的中年男人竟然是阿伟哥，他头顶也秃了，油腻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痕迹。
阿伟哥。我脱口而出。
他终于抬起头来，眼睛瞬间亮了一下，旋即又黯淡下来。礼貌性地朝我笑笑。相比我的激动，他显得平静得多，平静得让我觉得有点冷。我准备了很多话，可是最后都化作了几句简单的寒暄。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那些年我和阿伟哥的约定终究没有能实现，他说过要做大事的，可是现在却守着这个凌乱的杂货店打着游戏，而我也说过要跟他一起做大事，最后自己却去了很遥远的地方为生活奔波。
离开的时候，我瞥见了烟柜前面的玻璃上有胶纸被撕掉后残留的字迹——长途市话，电脑计费。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