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这一天，我照例回到我的村里去。说是我的村，其实也是我的一厢情愿，严格说来，我不是这村里的人。那是姥姥家，不是爷爷家，在村里人眼里，我们姓龙的不过是过客而已，他们梁家，辛家，樊家才是据守西龙虎的三大家族。

    明朝大移民开始，在山西洪桐县大槐树底下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后，一帮人跋山涉水，在这个靠山临水的地方安营扎寨，从此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村里人只有三个大姓，通婚现象又很严重，一村人互为亲戚，论起来几乎乱套。但这阻挡不了他们论辈份的热情，原则是哪边近论哪边，无论如何，是亲戚，就得相互关照，近一截，是一截。我的舅舅姓梁，我的舅妈姓辛，我的表姐嫁给了姓樊的，表姐的姥姥也姓樊。虽是这样，但伦理是需要份外讲究的，村里一个女孩差点被打断腿，原因是执意嫁给远房太爷爷，那个太爷爷还是个毛头小伙，只比她大一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劳动任务重，推碾子缝衣服，事事讲究效率。谁家娶媳妇，"刷呱"是重要指标。至于长相到没有那么要紧了。要是谁家老婆汉子磨蹭，庄稼在地里收不回来，出了工回家饭还没做好，那简直是要活该受穷，被人鄙视的。即使现在，媳妇们早就不推碾子了，但是刷呱依然是最佳褒扬词汇，舅妈形容迎面而来的一个女孩，是谁家的新媳妇"打麻将时可刷呱了！"

我们家在村里头，山脚下。右前面是舅舅家。小时候，舅舅家很热闹。因为他们家有四个女孩。四个表姐结婚生子后就更热闹了。尤其是过年，人聚在一起屋子里几乎放不下。吃饭要分三桌，炕上一桌，地下一桌，外头屋子地下一桌。男人一桌，女人一桌，小孩一桌。对于小孩子来说，挑个灯笼放鞭炮，领上压岁钱穿新袄，是那么具有过年的仪式感。

    我的压岁钱从两毛钱开始，一路涨到十块。有一年竟然把那两毛钱搞丢了，踏着忠孝东路的鞭炮灰走了十八遍也找不到，绝望的几乎要撞墙。直到发现了点心匣子的钥匙，一口气偷吃了半盒子点心才把这么悲伤的事忘到脑后。

    一个家过的就是个人气。那时候一家俩孩子是最少的，邻居家弟兄就有十个。他们的妈妈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产，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母亲。他们家厕所里，屎尿冻成橛子比别人家的都高。一个村人口中大多数是孩子，是少龄化社会。过年时我们呼朋唤友，乌央乌央地从不寂寞。

    舅舅家过年照例要杀猪，那时候人们都憨实，喂猪吃粮食，不吃那种吃一斤长一斤的猪饲料，也不吃抗生素。猪也不虚胖，运动员一样跑起来可有劲了。有时候杀猪的给猪一刀猪死了，有时候给他几刀它却带着满脖子鲜血跑了。小孩子面对杀戮从不惊恐，个个有着佛系的淡定，只当是上了生动的解剖大课，心啊，肝啊，大肠啊认得清清楚楚。嘴里还念，小猪小猪你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猪被一破两半放在案板上，腾腾冒着热气，好地方的肉吃法是切成方子肉，红烧了做成杂烩菜吃。杂烩菜的食材有白菜，冻豆腐，粉条，海带等。寻常人家随处可得的东西做出来口味却千差万别，是体现媳妇持家水平的又一标准。

    猪头猪蹄子放上火硝，用柴火炖一大锅，肉质鲜美软烂。其实火硝有毒，现在已经禁止使用。大概带火硝的肉吃多了，中了毒，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脸色发青，多动，成绩差，常常被罚站，还挨过老师打，哎！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冬天天气短，人们只吃两顿饭，既省下了粮食，又避免做饭的繁冗。除夕下午那顿饭是最为重要的一顿。一定要有发面，表示来年发财。一定不要吃完，表示年年有余。大人通常会喝上一点酒，小孩子喝椰风挡不住。大家共同举杯，说上一两句祝福的话，真是处处充满仪式感。

    饭后，夜幕低垂，大人们喝得微醺，倒在热乎的炕上打着呼噜。炉子上，茶水煨热，冒着气。我不开灯，就着炉火看闲书，我的狗躺在我的脚窝里。远处近处有鞭炮炸响，就像是热闹而遥远的集会。

    八九点钟大人们小寐罢，起来打牌，他们玩吊大令，我们的牌常常少几张，只能玩捉娘娘，他们能打通宵，我们却有这个雄心没有这个毅力，一会就困的钻进被窝里。第二天一睁眼，春节就过去了，正月来了。闲适的时光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县城里热热闹闹的搞一场烟火表演后，年结束了，大地解冻，人们开始溜粪，准备种地了。

    自从上了初中，我与这个村不再朝夕相处，在此之前，我熟悉它每一处细节和肌理，日升日落，山坡流水，大地野花。在骨子里，它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就像娘对孩子有手心手背的差别，孩子对娘却是无差别的爱恋。我经常回去看看，望一望我家的院子，它已经易主，但保持着旧时的模样。

舅舅家只剩下舅妈一个人，她的头发全白了，炕上一桌地下一桌的热闹不复存在。我推开厨房的门，看到舅舅的照片，前面供奉着点心和水果。那时候舅舅还年轻，胡茬还是黑的，他拍照的时候还是村里出名的木匠兼电工，日子还不错。舅舅和舅妈近五十年每天在一起，从不分离。虽是吵吵闹闹，但却是感情至深的烟火夫妻，如今只剩舅妈一个人茕茕孑立。我凝望片刻又是一声叹息。

    不仅是我家，舅舅家，前前后后的邻居家都冷清了下来，孩子少，老人多，年轻人都搬去县城了。剩下一群老头老太太在五道庙烤火晒爷爷儿。

    不知村庄的凋敝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还是三十年来计划生育的恶果。即使留守的人们也不再精耕细作，不再用大粪做肥，大量使用化肥，土地不再结出各种杂粮，一概以玉米糊弄，收成也不再重要，没钱了，卖地。正愁地多人少，种地费事。

    由于有夏季温度的优势，越来越多的旅游项目落户涞源，有星级酒店，温泉度假村，滑雪胜地。这确实能使得GDP高起来，但是对于生态的影响却不能小觑。从高速上望去，白皑皑的雪道立在我儿时玩耍的山上，植被被切开，如同达摩克里特之剑，高高悬起。

村里一口老井，水位很高，丰水季弯腰就可以捧起水来，据说我差点掉进去。这老井如今已经干涸，人们把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其中，不知道这连着潜水层的井是否齁得够呛！又不知这污水会污染到哪里，被人们抽上来，吃下去。

    从白石山发源的小河当年是我们的戏水乐园，如今已经多年不见鱼虾，沿途的农家乐废水全指着它带走，它就像一条负重的老妪，没有了年轻时洁净的容颜，脏兮兮滑溜溜，让人难以亲近。我小时候被严格限制用水，虽然自己家就有压水机，也不收水费，但依然遵循脏水洗白脸的法则，一盆水重复利用直到黑了才倒掉。现在百般珍惜的水被抽上来，当作温泉，供养人们恣意玩乐，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及时行乐的人生怕自己过得可怜。

    生态和发展依然矛盾，人口和发展也是相悖的。没有了孩子，金山银山变得寂寥;没有了资源，便没有绿水青山;失去了乡土文化，便穷得只剩下钱。

    村庄依然还在，但又将远去。春节过后，生存的焦虑掩盖了短暂的乡愁，人们背井离乡走在远离土地的路上。人和村庄一样，潮起潮落共有定数，那时的一生一世一双人，也有形单影只时分。在外漂泊的人们半醒半醉间，少年到白头，半是浮生半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