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惟宏
（一）
黔西南州《西南屏障》石刻于1985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名至实归的。
该石刻位于兴义市捧乍镇小学（原关帝庙）外墙当街处。捧乍古镇是贵州西南边陲，与云南、广西隔南盘江 相望，素有“滇黔桂锁钥”之称。石刻的字是誉满滇黔的书画名家竹雅孙清彦于清同治七年（1868）在这里留下的手迹。石刻总长4.5米，分5块碑，每块高127cm、宽90 cm，横立。整个石刻皆行书，其中，“西南屏障”四个大字为榜书，各占一块碑，每字近一米见方。四字采用阴凹阳凸的双勾线刻法。跋文占一块，12行244字，阴刻。其文曰：
嗟呼！发逆蔓延半周，海内回夷肆扰，今逾十年。况夫地本弹丸，官失文武，兵食两乏，固守其难。苟非捧人士云如、文山、仲谦、瑞图、云图及云亭诸绅民，同心效死以存孤城不及此噫！余乙丑偶临，周览形势，内山外河，垣堑天成。益皇然于无信不立之旨焉！孰意阳极而剥，诸君乃自坏长城。犹幸天眙、云亭支手持危，重振全局而鼎新之，从兹官民合一，上和而下应，岂不永固潘篱耶！噫！灵武失而明亡，睢阳守而唐兴，边城得失之故，其所系岂浅鲜哉？此即墨二城田单所以为复齐之本也。题曰“西南屏障”大书深刻并缀数言，以告夫后之官此者。
大清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庚戍之吉
诰授朝议大夫花翎道衔即补知府昆池孙清彦书并识
《西南屏障》石刻的书法及跋文内容堪称孙清彦“书”和“文”的合璧。其书法字势挺拔，笔力圆劲，藏锋润骨，逸秀中尽显端庄，端庄中隐现风骨。四字相互呼应，重心稳健，蔚然大气。而跋文则笔势连贯，流畅生动，神采飞扬，自成章法，洋洋洒洒，大有一气呵成之势。总观全貌，足见工力深厚，气派大观。石刻经过一个半世纪时光的打磨，使这个精妙的书法珍品，增加了几许沧桑古味。跋文是对为什么要写“西南屏障”的一个注解，文虽短小精悍，但记叙、抒情、议论并用，文采华丽而不张扬；引经据典，透出其历史掌故的渊博和思想境界的高远成熟。该跋文更是对当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那么，昆池孙清彦为何在此写下这几个大字？意义何在？
（二）
孙清彦(1819-1884）字士美，号竹雅，云南呈贡人。孙氏在昆明、呈贡是从清康熙一直代代相传的书香世家。到孙清彦时，其诗文书画更是集古贤之传灯，开后学之门径，殆所谓数世之积习而毓秀于一人。传至今日的昆明“金马”“碧鸡”两牌坊坊眼的书写者，竹雅孙清彦也。
咸丰年间，云南回族起义军直逼昆明，作为廪生的孙清彦毅然投笔从戎以报效朝廷，入赵德昌军门幕府，署理文牍。咸丰九年又随赵军入黔。此时黔地也烽烟四起。同治元年(1862)，朝廷派赵德昌军援助已被回族义军久困的兴义府城(今安龙），3月21日，“德昌大军抵城下，环城贼（指回族义军。下同）营皆退，人皆相庆更生，力请入城，夹道欢呼。”孰意军中有人受贼贿，是夜将半，放贼入城，四面纵火，烧杀践踏，军民仓惶无措。官民是夜出逃，尽向西路奔走，直往兴义县进发。沿途死伤者又无数，兴义知府胡霖澍出逃时也被乱军所杀。官军退至兴义县城，“德昌乃请委孙清彦署府事，暂住兴义县城，相机进剿。”【1】。9月29日，“回贼陷兴义县城......德昌率孤军，拥难民，将走捧乍汛......于是兴义五属皆陷贼。”【2】。赵德昌绕道捧乍回省城后，留下孙清彦带残兵并兴义县刘氏团练留守捧乍。从此，长于诗文书画的文人孙清彦，不但沾上军事，而且还亲自带兵征战。他亲身经历了兴义地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官府之间的这场战争。
同治二年二月，刘氏团练首领刘官箴（字鸿魁，刘官礼之兄）收复兴义县城，孙清彦军以县城为据点视机而行。同治三年，孙清彦带军东进。“贼首马忠与张凌翔争权，为凌翔逐出，奔木咱寨，与苗目韦仕良约降孙清彦，愿取城自赎。清彦纳之。清彦用张有恒及军功朱天贵计，结滇军肖林等为内应。忠首先登城，仕良助之，遂复城。时三年九月十六日也，迎清彦入城安民，清彦以忠首功上。”【3】。但好景不长，是年12月，法国主教胡缚理出面干涉官军镇压回族教民以搅抚局，上报朝廷，贵州巡、督二府将责任推到下属，最后将孙清彦撤任以作交代。同治五年，兴义府城再次被回族义军占领，接任知府李保衡巷战死之。十郡城复陷。这场拉锯战又一直延续6年，致使无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孙清彦虽然被撤离，调往异地再任知府，但这场惊心动魄、生死就在瞬息之间残酷而野蛮战争，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三）
府城尚如此，府属下县、镇的命运更可想而知。
兴义县的捧乍距县城44公里。它是明代普安军民府十二营之一，在清代被设为兴义县的一个“汛”，有军看守。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它不单是黔、滇、桂商贾云集之地，更是兴义府属下的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咸同年间，捧乍汛和兴义府城一样，城池屡遭攻陷。在此期间，据史料记载。孙清彦至少在捧乍到过或住过三次。
第一次即同治元年（1862）9月，赵德昌军从兴义府败走西逃，先进兴义县，后又退捧乍汛。不久赵德昌绕道罗平回省城，被请委的署理知府孙清彦只有靠地方团练留守捧乍张家营盘。
第二次是同治四年（1865），也就是跋文中提到的“忆余乙丑秋偶临”这一年，正值官府与义军“停兵议抚”的片刻，孙清彦巡视了捧乍汛，察看了那里的地形和军事。
第三次是同治七年（1868）九月，就是书写“西南屏障”的这一年。这时孙清彦不在兴义，而是任郎岱同知。来此，是应刘官礼之约到兴义县城，顺便到捧乍。
可以看出，孙清彦署理兴义知府，由于战争，并没有好好在兴义府（安龙）署理府事，从同治元年到他离任的同治三年，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兴义县，而不是在府城安龙。他不仅同兴义县知县陈聘儒关系极好（在兴义马岭营上寨留下“祥凝紫气”石刻署的知府和知县的名），更与兴义下五屯刘氏兄弟刘官箴（字鸿魁）、刘官礼（字统之）结下生死之交的友情。以至于在战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又专门到兴义县，为刘官礼重建的笔山书院写下《学书枝言》，刻成四碑，立于书院内，成为镇院之宝。
而捧乍汛，则是赵德昌军退败在兴义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孙清彦作为知府能以留守在兴义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这里，他借助于陈聘儒以及刘氏团练得军事力量，发展壮大，最后获取了记入史册的收复兴义府城的胜利。因此，孙清彦对捧乍是情有独钟的。
（四）
三年时间里，孙清彦不论在兴义府、兴义县、捧乍汛，所看到的，都是血雨腥风、尸横遍野的野蛮杀戮。在此以后，他调任都云知府独山知州、郎岱同知、安顺知府，也都遇到同样的战争与杀戮。这不由得使他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官府如此残酷战争？怎样才能化解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实现边陲的安宁和稳定？因此在同治七年（1868)再到捧乍时，应诸生之邀，要这位书画家留下墨宝时，他已意在笔先，一口气奋笔疾书，写下“西南屏障”四个大字及244字的跋文。
跋文简洁精炼。开头是聊聊数语，勾画出当时战乱局势。孙清彦借捧乍诸绅民在“官失文武、兵食两乏”的危机下，仍“同心效死以守捧乍孤城的精神给与了赞扬。可是“内山外河，垣堑天成”的地理优势在这种乱局形势下都没用了，这是“不信不立”的根本原则都不存在的缘故。过度强硬的政策必然会产生背离，如果这样下去你们只会自毁江山。幸好现在有人出来支撑危局，想让捧乍重新昌盛起来。那从现在起，只有“官民合一，上和而下应”，“藩篱”才能永固！从“阳极而剥，乃自毁长城”到“官民合一，藩篱永固”，这一反一正的事理看出孙清彦跋文立意。进而从“灵武失而明亡，睢阳守而唐兴”也是一反一正历史事件加引证，得出边城得失的缘故，是最清楚不过的道理。也是田单以即墨二城作为收复齐国之根本。所以题上“西南屏障”大书深刻，附上几句话，目的是告诫以后在这里为官的人。
无疑，“西南屏障”正是孙清彦力图让边垂安宁和稳定的理想追求；而跋文则是大声疾呼：要使西南成为大清王朝的坚固屏障，“官府”最需要做的是取信于民。阳极而剥，就不能做出违背人民意愿之事。只有“官民和一，上和而下应，岂不永固藩篱耶？
孙清彦书写“西南屏障”的立意表达，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经历战争和杀戮后的深思熟虑。这与他在此后书写的《郎岱木城碑记》中“所恃，在官民相固一心耳。”“境内一心，使匪无隙可乘，以固边厥焉。”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
“西南屏障”及跋文反映出孙清彦作为“知府”的治国治民思想，这种思想中的很多闪光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直到今天，当我们再读它时，会感到孙清彦的这种思想仍在闪光，会对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性有新的启迪。这，或许就是《西南屏障》的历史价值。
注：
【1】以上两段引言，摘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第三卷856~857页《南笼访册》。
【2】引言摘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第三卷887~888页《纪略》。
【3】引言摘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第三卷999页《兴义访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