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是一段再也回不来的日子。
白云轻盈，软丘连绵，潺流细细淌着，顺着乡道驶，过了一座由红砖石砌成的五福桥，便到了我的家乡。
家的大围屋，倚靠在南坡上，冷冷地看尽低矮平地、田地，以及水泥铺设的细长乡道，成了一处纵观村落概况的瞭望点。
临近年底，舍邻弥漫着红色映衬下的热闹气氛，我家也在大门上挂起一对龙眼似的大红灯笼。同屋檐下对角住的叔公嫂，赶在霜还没化，抓了几只自家养的走地鸡鸭给烫杀了。杂毛一地，红血淌流，引人邻里孩童的好奇心，便凑近去瞧瞧裸露鸡鸭的身干。
“这些，怎么给杀了。”
“人多了，能不加些肉嘛。”
“过年，要祭拜咱祖公的。”某个叔断定道。年纪也就长我个一岁。
被烫杀裸露的鸡
兴之所尽，我闲着跑着去串门，就是没法像家中的叔叔伯伯那些大人，吃完个饭，便汇聚在大堂厅里，喝得尽一上午的茶水，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
下湘房里，堂的表的姐姐啃着红瓜子，围着笨重得像个犀牛头的台式彩电窃语似密谋，一两小屁孩附耳偷听，掂步进去，趁着众人专注荧屏里一对年轻男女暧昧说笑的时刻，便抓着一把红的黑的瓜子溜了。完全不忌讳上火热气的说法。众孩聚在前院里，玩起不知何故流行的弹玻珠。一整天光日通常就这般过去。
是夜，汪汪犬吠时不促响，似飞落的石子投入深潭，刹那溅飞一涟水波，又渐散平静。我眼皮沉得铅重，迷迷糊糊中蜷缩着的身子，终于，碰触到爷爷的温臂。
我确似是看到了，小车从远方徐徐开在乡道的公路上，距离近处停下，当我攀上院栏，探头望尽转角，终于出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是两个人影，一前一后，大包拎着，小包挂着地向着家坡路方向走来。午后的阳光，尤为朗俪，明明让人的目光透得更洁净。
“回来了，回来啦。”
众人欢呼，长者小孩都从屋里出来盼望，年长机灵的邻哥们赶忙跑前帮忙去。
“是你妈，回......回来了。”
我楞了，目光是呆望着叔，飞奔似的成折了翼的纸飞机，冲落前去。
可我确实看到了的，是母亲的模样......
不管怎样，我确又是幸福的，穿着滑溜溜的靓红色羽绒服，搭配着棉裤、保暖鞋子，笑着跳着。这是我的父母送给我的新衣，在第二天，年三十穿上。
那是一段不能再回去的日子了。
一白色本田牌小轿车徐徐顺着狭窄的乡道驱进，千篇一律由红砖砌成的中国式小康楼排列于侧，在开阔而平瘪的泥田地里定立，在这冷涩的穷山僻地里仿佛是被遗弃的受寒乞人凑着一起抱团取暖。情感记忆如同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在我的胸际，最终还是如同眼前的景色随之退去。往往是遭遇若是若非的平静时刻。随着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车转了个角，随之在泥野的空阔地停下，我们透过车窗。阿公阿婆站定在大门外的石阶上望向这边。
“阿公，阿婆，我们回来了。”我喊道。
尽管时隔一年没见，可我确信他们从未离开过家人，从孩提的鼻涕虫到如今思敏力壮的青年阶段，一直在望着我们，相反，是我们在远离，杳无音讯。
我家搬进小康楼，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在村的中段找了块百来平方的空地，起了个三层半的红砖平顶楼，这样就和周围邻舍一样，紧紧地挨着排列抱团，成为积极响应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号召的一份子。
刚住进来那段日子，我反而不习惯新的环境。人气少了，空凉凉的，四周只是红的墙，这俨然住进一个冷酷的牢狱。所幸，家里的半层是个天台，往西南角远眺，能够望见对面山丘的半坡上一座孤零零的围屋伫立。每当我晾完衣服，或心情突如烦闷之时，它给我带来莫名的平静。
“除了对联，大门前也该挂个红灯笼吧，阿公。”围屋的大红灯笼，在搬家那会儿顺带了过来，在着新屋用过几次，之后嘛。
“噢，那个，丢哪儿去了......用不着啦。”
我起初还未这事为苦恼，可一想着，若按人的生命历程来讲，这对大红灯笼也算寿寝正终了，伴随着记忆老褪，而我从小长到大。
春节的庆喜总有可以代替的，红色自然如此。可欢乐始终是孩子们的，他们不是盼着收到老一辈派发的红包，只顾享着眼前的乐趣，玩着随时代流行起的事物，像手机收款红包之类的娱乐。门前噼里啪啦的鞭炮炸响中，一段由碎纸洒满的呛人口鼻的大红地毯铺设完成，这般大人们不也可以像国际电影节一样颁奖庆祝嘛。喜庆的内涵会始终传承着不变，像孩子的嘴里不会吐出嚼得变了味的口香糖，只是形式一直在变化，只因整个时代变了样，才至于我们换了口味。
“开饭啦。”
大伙儿齐聚一堂，阿公阿婆长位坐下，大家依次顺坐。热气腾腾的家餐，让人温暖，传达着最熟悉而柔软的味，即使凡遭种种不幸之事，人都没法见着，也要把暖风送回家里。会是圆满的一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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