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到年三十了，女儿总在问，妈妈我们计划下怎样过年啊！
说来惭愧，今年过年没有回老家，到了年关，除了逛超市，买年货，其他与过年有关的风俗，一无所知。
随着年关越近，小区车位越来越空，除了保安和清洁阿姨，几乎看不到人影的走动。
街道上车辆越来越少，再也看不到塞车的长龙，公交车上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座位。
商铺的挂着休业牌照一天比一天少，早餐几乎没有档位在营业，小小的快餐店几乎都已歇业。
早在一星期前，在路上碰到楼下快餐店老板娘，她告诉我，晚上就准备回四川老家了。
越是离工业区越近，年关的氛围越是清冷，从腊月十八后，在外务工的基本都拖家带口赶在回老乡的路上，与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团聚。
在女儿这一代，要么留在老家等着爸爸妈妈回家过年，要么跟着爸爸妈妈年年往返奔波回老家过年。
我们带着她从奶娃奔波往返到青春少女期，我们的工作假期只有一周左右，腊月二十八到家，初五初六往回赶。
年货，菜肴爸妈在我们到家前已经备好，年三十吃一顿团圆饭后，开始七大姑，八大姨家拜年。我妈七兄妹，我爸六兄妹。
一天一家，一个春节拜不全，更别说老公家，所以每年轮换着拜年。
小的时候，女儿还喜欢这种模式，可以收压岁钱，可以收红包，但随着年龄增大，她就苦不堪言了。
吉利恭喜祝福的话，让她说到心累，赶车的辛苦掩盖了对年关的渴望。
从她的角度来看，过年似乎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远没有那种幸福平淡的渴望。
在我的记忆里，成年后，特别是成家后，我几乎找不到过年的意义。除了奔波，应酬，找不到一丝童年年关的盼望与希翼。
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种田
真的，小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过年了。
从进入腊月开始，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先是杀猪。一般杀猪的时间是在腊月中旬左右。定好时间后，屠户就来杀猪，左邻右舍来帮忙，一般杀猪得一天，杀一头猪，好几家分，因为一头猪，三四百斤，一家吃不了那么多的。猪头主人家自己留着，其他除了主人指定的，大家都商量着分。
小肠洗净灌香肠，大肠洗净灌血肠。大伙儿分工合作，帮主人家打下手。
傍晚主人家招待晚餐，小孩们聚在一块儿玩耍，那时候孩子没什么玩具，猪的'膀胱可以用来当气球吹，插进一根竹管，捏紧，使劲吹，慢慢变大，对孩子们是件非常有诱惑力的事情。
这一天，大人对孩子们也没什么要求，吃饭的时候桌子不够大，卸下门板当餐桌，围在一起，像吃自助餐似的，对孩子们来说，简直乐不思蜀。
杀完猪，便是清鱼塘分鱼了，那时候，鱼塘是几家承包的。
大鱼当然是大人们的事情，大人们清完大鱼后，剩下的便是孩子们的乐园。
在泥里，深一脚，浅一脚，摸着淤泥里的鱼，小鱼在手里蹦达时的紧张，兴奋与满足，特别是偶尔捡到漏网的大鱼最让人兴奋。
接下来便是打糍粑，这个也是件大伙合伙的事情，因为一家的人力物力是没办法完成的。
打糍粑时，前一天就将糯米泡好，然后开始蒸，以前是用那种老式的像水桶一样的木蒸笼。蒸的时候需要一个人负责烧火，看火候。
蒸好后，需两个人用木棰在石槽里将糯米打溶，打成圆滑，光溜的。
接下来，便是女人和小孩的工作了，分成一个个圆饼，这时侯，糍粑很粘，需要不停翻动，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了，将糍粑维护的圆溜溜，非常有成就感，拿着自己的杰作向妈妈们求表扬。这一天孩子们也最自由，想吃糯米，就去厨房，想吃粑，随手就可以拿一块，平日里父母绝对不会这么大方的。
转眼到了二十四了，这一天爸妈会做一桌好吃的，过小年，爸妈说过小年是小孩过年，可以尽情吃，大年三十是大人过的，小孩要挨打。
虽然我三十从未挨过打，但我记住了小年，小年我总是吃得拉肚子，且不吭声。
小年过后，妈妈开始洗刷了，里里外外都洗一遍，包括桌椅，我们得帮忙，直到二十九。
二十九晚上煮腊肉，我们会等着妈妈切腊肉，留着骨头让我们啃。
三十早上换上一年一次的新衣新鞋，准备过年。吃完年饭，便四处拜年，讨糖，瓜子，花生，家家户户都不会让孩子们空手而归的。
三十晚上守岁，一家人围着火坑烤火，吃着瓜子花生聊天，等着爸妈，爷爷奶奶发压岁钱。
初一正式开始拜年，直至十五。
但随着年龄增大，家家户户不杀猪了，不打糍粑了，年轻人不串门了，鸡鸭鱼肉，糍粑都买了，各家都围了小院子了。
再也没有童年的年味了。
我很幸运有一段美好的年味的回忆，而我的女儿，
她说，
妈妈，除了逛超市，我们还有点别的过年计划么？
在这座城市里过年，除了在大型超市里人来人往，有过年的氛围，其他都是冷清的。
还有就是年夜饭订在餐厅时，可以感受下别人家的年味。
我拿什么来过年呢？杀猪宰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除了看春晚，逛超市，吃个年夜饭，我似乎没办法让下一代体验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年味了。
现代化的速度让我们失去了原始的交流沟通，以及接地气的生活体验。
拉大了亲人朋友间的距离，亲人朋友间的交往局限了在物质上，以物质差距来衡量亲情的深浅。
世界变了，我们变了，年味也变了，但我希望我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幸福感不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