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两场大雪,气温急剧下降。
中午下班,我步行回家。路两边已冻得梆梆硬的厚厚的积雪反射着晴好的阳光,明亮而刺眼。风不算大,却尖利如小刀,割得脸生疼。
上了桥,我习惯性地向左前方的街心花园望去。
呀——那个老人又回来了!
从第一场雪到现在,他整整消失了十几天,现在居然再次出现了!他像以往那样,身穿深色的棉衣棉裤,头戴深色的雷锋帽,手带看不出颜色的棉线手套,坐在他曾经每天坐着的长木椅上,低着头,正专心地拧着什么东西。
两个多月前,这个老人开始出现在桥头街心花园的长木椅上。我每次看到他,总见他低着头,很认真地用钳子或是扳手之类的工具在拧着一些东西。他几乎从不抬头。看他认真仔细的样子,像是在做着一件极其精巧的工艺品。他的旁边,形影不离地停放着一辆很小的平板车。平板车上捆扎着一摞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烂布头儿之类的东西。东西虽然破旧不堪,却捆扎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因为离得远,我始终没有看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只是,每次看到他坐在那儿,低头干活,我总忍不住猜想:这么冷的天,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坐在路口风地里?很显然,他坐在这儿,不是为了晒太阳取暖。因为,路口风大,这儿实在不是个晒太阳的好地方。
远远望去,看不清他的五官,但看他瘦削的身形和头脸的轮廓,往少了说,他也得有七十多岁了。年过古稀,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他怎么每天坐在这桥头受冻,而且好像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
我心中的疑问与日俱增,决心去问个明白。
却不料连着两场大雪,他十几天都没有露面。这十几天来,每次从桥头经过,看到那个空空的长条木椅,看到木椅旁边厚厚的雪地里露出的花花绿绿的破布片,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有些不详的预感。
现在,他居然又出现了,而且,依然是头也不抬地忙着手里的活。
我快步从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穿过,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在做什么呢?”看到他正在拧着几股铜丝,我弯下腰问道。
“剥铜线。”他说,没有抬头,也没有停手。
“你家在哪啊?”我想,他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却并不邋遢——他不应该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别问我家!”他很干脆地说。依然没有抬头。
“那你家离这儿远吗?”我想,如果不远的话,他晚上总是可以回家的。
“别打听这个!”他竟有些不耐烦了。也许,曾经有人也这样问过?但他对这个问题这么反感,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反常。
想了想,我又试探着问道:“那你晚上住在哪?”
“走到哪就住到哪。”他说。语气平和了些。
走到哪就住到哪——那岂不是无家可归?我看看他身后迎着阳光也不肯融化的积雪,心中满是担忧。便忍不住又问道:“那……你怎么吃饭呢?”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个编织袋,说:“我捡废品,收拾收拾,卖了,也就够我吃了!”说完,他低下头去,继续拧着手里的铜丝。
见他手里的几股铜丝被他用钳子拧成麻花状,平平整整,这手活还真是够精巧的呢。好奇心又起,我真想问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没想到,不等我问,他倒先开口了:“我有病,不能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
我更加疑惑了。有病了正需要照顾,怎么就一个人出来了?他应该是有孩子的,而且还不止一个。难道他的孩子们就那么狠心,任由他在外边流浪,不管他吗?
“我双肺肺结核……心脏病……糖尿病……大小便失禁……”他一边拧着铜丝,一边说。语调很轻松似的。说话间,他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我。我清楚地看到,他红红的眼眶里盈着一丝泪花,不知道是因为冷风吹的,还是说到了病患,心中难过。
“要不是这病,我早就出去干活了!”他抬头笑了一下,继续说,“有人要我去干活,我没答应。你想啊,正干着活呢,急着要上厕所,不是耽误人家的事吗!”
我看看他身后不远处的公厕,终于明白,他为何要选择这个地方了。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听他提到了“干活”,我想,问问工作,总是不犯他的忌讳的吧?
果然,他竟高兴起来了。他抬起头来,颇有些自豪地说:“我是水电工!我的活干得好,请我的人可多了呢!”
听他如此说,我看看椅子上放着的扳手、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心想,果然不错,他可不是个普通的流浪者,他是有手艺的人呢。
他停下了手头的活,骄傲地继续说:“村子里的人谁不羡慕我?我有四个儿子,我给他们娶了媳妇,还给他们一人盖了一座房……”他突然顿住,不说了。
我站着,静等他的下文。
他低下了头,继续把手中捏着的几根铜丝往一起拧。好一会儿,才又喃喃地说:“现在老了……又一身的病……没用了……”
我心中疑惑,不明白他在劳碌了大半辈子之后,是儿孙们嫌弃他把他撵了出来,还是他自己为了活得有尊严,不愿拖累孩子们,自己偷偷离开的。
我看他难过,再也不敢多问什么,唯恐引起他更多的伤感,只得满怀关切地说:“天儿太冷了!你要注意身体!”
“没事!”他又抬起了头,眼中泪光闪动,两颊深陷的脸上却又分明带着微笑,“我不怕冷,冷点儿没事的!”
想到他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正应该儿孙绕膝,安享晚年,却落得风餐露宿,流落街头。我找不出什么话可以安慰他,只得再次干巴巴地说:“天太冷了!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他裂开没牙的嘴,笑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告辞离开的时候,一个站在旁边默默地听我们谈话的胖胖的老太太,也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不久之后,又下了一场雪。
雪后,那个老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一直到现在。
每天,从桥上走过,我总忍不住向街心花园张望,希望看到一个身穿深色棉衣棉裤,头戴深色雷锋帽的黑瘦的老人,正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整理着电线,拧着螺丝,或是擦拭着生了锈的合页。
“也许,”我满怀希望地想,“他的儿子们终于不忍心自己的老父亲独自一人在外流浪,把他接回家里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