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知道国无天定的大小，权作为国之王权的时候，自然是天下归一的整体意志。可这意志并不是绝对同一的整体（除了混沌，没有什么是绝对同一的），它只是统一的意志，整体中自然会包含各个可分离的部分，所以王权本身是可以分离的，分离后的王权不再是完整的国家意志，但依然会是某种区域性的整体意志，这种区域可大可小，从整个世界的所有百姓到普通的个人，意志无处不在，任一意志就其是整体意志的一部分而言，必定也是王权的一部分，亦是权力的一部分。因此，权力在狭义上仅指国家意志，但从广义上而言，所有意志皆是权力，一切权力也不外是意志。权力即意志对外界的支配和影响，而意志自身的本性就决定了它一定会主动寻求对主体意识以外的事物的支配和影响，否则它就不叫意志了，由此可见权力意志本是一体，我们通常习惯用广义上的权力指代意志，而用德行替代个体意志。

在抽象意义上说，人的身体不同于人的主体意识，健康人的主体意识天生便能控制属于自己的身体，可以认为是天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力。这种对自己身体的天生的权力是一切权力的根本和发源，假如一个人完全失去了这根本的权力，此人便会失去对世界和对他人的任何影响能力，基本等于“没气”。鉴于别的动物也都有着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所有生命活动的根本就在于寻求尽可能地使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力（意志），和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最大影响及支配，这就是所谓对欲望和愿望的满足，就是非理性的野性生命本能。人作为生命的一员，肯定难以完全超脱于生命本能之外，但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智慧使我们不必一定要像野兽般地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消除偏见对个人的欲望进行克制，把个体的权力意志联合成为整体，从而协调控制所有的力量，在形势和气势上实现统一，成就总体上的大势，借大势行大权，从而实现对世界的最大化影响。无论这种最大化影响所获得的巨大利益最终归谁所有、由谁分配，都是通向文明的必经之路，分配方式的均衡与否将直接影响整体的团结程度和力量发挥，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像野兽那样，完全深陷于野性欲望的泥潭、完全被个体性局限，只能在永无止境的争执、打斗中求生存。

每个人的权力意志都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整体上的王道必然注重于维护每一个人的利益。个体的最大利益无非是生存保障和自主行为的权利，所以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禁止百姓相互之间的杀戮和奴役。然而个人的权力意志事实上是可以抵制王者的禁令的，假若通常的德行体系（我们一般用大德促使人们遵守王法）不能充分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话，作为王法的保障和执行力量的王权就必须得有所动作了。王权是王道的强制力量，就像堤坝是河水流向的强制力量一样，我们当然知道堵水不如疏通河道的道理，可在洪水泛滥之时，没有高大堤坝的约束，即使河道再怎么通畅，也难保不出意外。洪水泛滥只是少数时候，恶意违法犯罪的也只是少数德行败坏之徒，可如果仅仅因为是少数就不加防范的话，恶行的泛滥成灾恐怕比洪水更甚，洪水总有退去的一天，恶行一旦成为习惯，社会将根本无法治理。

王者的权力高于个人的权力，王权对于每个人的权力意志都具有惩戒监管的职能，也就是具有刑罚之能。所谓刑罚自然少不了要有具体的手段，这些手段无非就是生杀予夺而已，将被夺去的重新给予、令杀人者以命相偿。这些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终结罪恶的权力意志，消除其造成的影响，并使其行为不能被效仿、其经验不能被传授、其思想不能被继承。我们赋予了王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死亡是彻底让一个人停止行动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加上我们当时限于条件的简陋和资源的紧张，要长期或是永久地关押一批犯人，其风险和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都太高了，再说当时的法律更多是针对社会行为的判罚，有时甚至可能出现跟被判决的个人主观意愿关系不大的情况，处罚的目的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通过个人警告某个社会势力，为避免民怨的积累，在达到警告目的之后会时不时地进行大赦，释放这些因群体事件而受到牵连的个人，也就是“情有可原”的犯人。此外，我们当时的刑事侦察和追捕效率都很低，一旦有确切证据坐实并且顺利抓捕到案的重刑犯人，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处以极刑，否则犯人万一逃跑或遇到大赦被误放，再抓回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法律将面临失去威严和效力的窘境。这一切使得我们那时的死刑和肉体刑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囚禁只是种临时和辅助性的处罚措施，其余的像发配、抄没等有时也比单纯的囚禁更有威慑力。王法与王权的威慑力只是针对个体或局部的权力意志生效，因为它可以让一切由于偏见而导致的行为和目的不能实现，它是整体、是最大的权力意志，它可以把所有不统一、不和谐，注定会引发冲突的带有个体性和局限性的权力意志挤出现象层面，使其无法在事实上呈现出来。

王权那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威力使得它在很多人眼里成了某种“宝物”，好像只要把名为“王权”的某种物体夺到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号令天下一样。其实王权是永存的，它是真、有气，甚至是可用的，但它却不是、也从不依附于任何实物。权力和意志本为一体，可在社会的传承过程中，权力和意志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意志是单纯的部分表观意识（知识）和力量，也就是能力，权力则更多地象征着某种资格和地位。王权既是王者的资格和地位，同时也代表着王者的意志和能力，资格和地位或许可以用投机取巧、撒谎欺骗的方式暂时窃取，但能力和意志却是断然不可能窃得到的，空居其位却不得其力，此资格和地位很快就会失去所有的意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名，除了留给贪恋虚荣者聊以自慰之外，再没有任何实际的威力和价值。当王者之位被贪婪、懦弱、囿于个体性偏见和浮华炫耀的虚伪享乐之中的小人所窃取的时候，王法的执行会变得软弱无力，王道将受到无数丧失监管的个体意志的排斥而隐匿于现实深处，那些本质上必然相互厌恶、天生不能与对方相融的无法无天、不受控制的个体意志间的激烈冲突亦不可避免。

由于德行体系更加基础，一般并不会因王权的衰弱而衰弱，所以冲突在短时期内会首先在缺乏相互了解且存在利益纠纷的大区域之间发生，随着纷争的扩大和加剧，德行体系本身也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削弱，尤其是战乱引起的灾荒迫使人们选择外出逃难的时候，人甚至不如野兽。直到个体意志由于其自身的不可持久性加上战乱的消耗被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心思安，假如此时德行体系尚未完全瓦解，王道自会在人们对大德的召唤中重新显形，百姓们通过大德对王道授权，王法恢复其规范效力，王者方可重临。我们认为，倘若没有大德和王道（这当然不可能），世间的战乱将永不停息，和平的真正敌人不是邪恶，而是个体性的失控，单独的个体本来无所谓善恶，因为有了不同的个体，善与恶的界限才表露无遗（善恶皆是对待他人的态度，无论这种态度是否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只要个体的行为能够受到整体意志的有效控制，哪怕对方是天生的魔鬼，我们也可以降伏他并与之和平共存。

王权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权力，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必然地要体现为某种特殊的资格和地位，怎样保证只让有能力的人获得这样的资格或者居于这样的位置上，是一直困扰着我们没有被完美解决的一个问题。每个人的权力意志各有不同，每个人的德行品质贯其一生，为了尽可能地确保不出现用人失误，早期的我们一般倾向于推荐上了年纪的老人执掌大权，这是考虑到老人的德行通常更为可靠，经验也更加丰富。可是，老人经常会面临体力下降、精力不足、疾病增多、因循守旧等不利因素，后来随着家族传承体制的完善，也为了尽量避免引起广泛的不服和争夺，我们确立了以皇室家族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继承规则。这规则在你们看来也许几乎没法更荒谬了，但在我们当时却是“最不坏”的选择，至于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咱暂且不论。

王权是一种被强化了的政治权力，王道就是一种统一的政治思想。对于普通的个人而言，思想之类的东西常常显得较为空泛，权力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于是便有许许多多利欲熏心之人时刻盯着王者的权杖，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执上几天，这些人可能完全无视王道和天下百姓的安宁，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让自己拥有力量。局限于个体性之中的人是不会反省自己的能力和偏见的，他们可能很聪明、很机巧、很懂得为人处事左右逢源，况且人心难测，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究竟怀着怎样的想法，也许每个人都是同样地渴望着无限制的权力，但我们必须学会用智慧去平衡、去控制各方力量，否则世界可能永无宁日。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太平的政治目的，我们在经历了几次诸侯王的叛乱之后，被迫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