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是作家、诗人、哲学家、废奴主义者、超验主义者。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认识梭罗是通过他的《瓦尔登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瓦尔登湖》在中国成为一本当之无愧的畅销书和长销书。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经历与沉思，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当成自己的向往与心灵的寄托。梭罗是超前的。在其生前，他的作品与主张都未引发太大的回响。在他的邻居们看来，他更像是一位“怪人”。但当时光的齿轮向前滚动，梭罗的意义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那些在19世纪乏人问津的文字，如今甚至是一些人心中的隐逸“圣经”。
在中国，梭罗的《瓦尔登湖》早在1949年便经徐迟译成中文出版，但实际上在此后的三十余年寂寂无闻，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瓦尔登湖》渐渐大热。为什么会这样？读者是以怎样的心态接近梭罗和《瓦尔登湖》？为什么梭罗的著作里独独这一本受到了如此热捧？发生在梭罗身上的争议又怎样影响了他的形象？
我们以回顾的方式，纪念梭罗。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出生并生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就读于哈佛大学，曾任中学教员、土地勘测员等，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是其朋友兼导师。梭罗的代表作是《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等。
《瓦尔登湖》的最早中国译本，是由徐迟翻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10月出版的《华尔腾》。显而易见，在当时天地玄黄、百废待兴的中国，这样一本寂静的书是不合时宜的，它只能面对被遗忘的命运。确实如此，这一初版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都是《瓦尔登湖》在中国的唯一版本，并且不曾重印或再版。所以读过它的人，定然寥寥无几。直到1982年，徐迟先生在初版基础上重新进行校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正式定为《瓦尔登湖》。这一校译本又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瓦尔登湖》的中国唯一版本。《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徐迟译。
梭罗逝世于1862年，所以他的作品早已脱离了版权保护期，成为可以自由出版的公版书。正因如此，其译本的多寡与数量最能说明《瓦尔登湖》在图书市场上的热度。20世纪90年代，《瓦尔登湖》新出现了刘绯、许崇信、林本椿、王光林、张玲几位译者的中译本。而进入21世纪之后，《瓦尔登湖》的译本数量几乎是爆炸式地增长，如今在图书网站上搜索，能数出四五十种之多。这些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让比较各译本的优劣成为《瓦尔登湖》爱好者们不得不具备的本领。看不同版本《瓦尔登湖》的宣传语，能够粗略感知到它在市场上的“卖点”与定位：“宁静、恬淡、充满智慧”“超凡入圣的好书”“田园的宁静”“回归自我与自然”“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向金钱社会的讨伐檄文”……梭罗所崇尚并躬身实践的“简朴、简朴、再简朴”观念，似乎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格外能触动人们的内心。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恰恰能承载这些重估与期待。
事实上，梭罗的接受在他的故乡美国，也是循着一条类似的路。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和《瓦尔登湖》，都应者寥寥，甚至受到批评和讥讽。但20世纪40年代以后，梭罗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美誉。1941年，梭罗学会成立。1985年，《瓦尔登湖》被媒体列入“塑造了美国民族性格的十本书”。曾经仅被认为是爱默生门徒的梭罗，名望和热度超过了他的导师。这些转变发生的背景，是美国生态主义的兴起，和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梭罗所讲述的人被物质和利益所驱动的状况、现代化节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本应有另外的生活方式……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些观念只有当现代化发展到了特定的时段，才能获得最多的知音。这位19世纪的文人与哲人确实是超前的，其作品受到的冷遇与热捧，在不同国度标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今天是梭罗200年诞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