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是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其校园之美，在全国高校中也是名列前茅，但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大学传承的是燕京大学的校园，而南京大学承袭的则是金陵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都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名重一时、享誉中外，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中，以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曾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金陵大学与燕京大学共享“南有金陵，北有燕京”的美誉。
陈裕光是金陵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也是全国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他在金陵大学校长的职位上达23年之久，可以说是中国担任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金陵大学，他为金陵大学建立了优良的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使金陵大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1929年和1945年，陈裕光校长曾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育奖章和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陈裕光（1893—1989）号景唐，浙江宁波人，1893年3月7日出生于南京朝天宫附近一个建筑工匠之家。陈裕光的父亲陈烈明早年从宁波来到南京从事建筑业，凭借自己精巧的手艺和吃苦能干的精神，在南京创办了一家营造厂，一生信奉基督教的陈烈明育有8个子女，对子女的教育颇为重视，陈裕光是家中长子，从小就被送入私塾读书。
1905年，12岁的陈裕光又被父亲送进南京汇文书院成美馆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汇文书院就是金陵大学的前身，由美国教会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创办，是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所新式学堂，书院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1890年设成美馆，也就是中学部，当陈裕光进入成美馆学习的时候，成美馆已经办学15年之久，已经是一所非常知名的中学了。
1911年，陈裕光从成美馆中学毕业之后，顺利考入金陵大学堂化学系，研读化学课程，并于1915年从金陵大学堂毕业，从1905年入汇文书院成美馆读书，至1915年从金陵大学堂毕业，陈裕光在金陵整整读书10年，这10年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前后，他也深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尤其当他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益强盛，而中华民族却仍处于积贫积弱之境地，因此他在金陵大学堂读书期间，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
1916年，陈裕光因学业优异，被金陵大学堂选送赴美留学深造，初入美国克司工业大学读书，不久就转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专业，并于1922年夏获得博士学位，陈裕光在美国留学长达6年之久，不仅获得了深厚的化学领域专业知识，而且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还曾主持创办了《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和《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他还是美国化学会的会员。
陈裕光对美国社会的深刻了解，让他更加体会到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也更加激发了他科学救国的理想和抱负，“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就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也表达了他希翼振兴国家的强烈责任感。
在民国初年，“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风行于当时的知识界，从“科学救国”到“教育救国”，陈裕光也有一个认识和转变的过程，陈裕光接受了非常完整的化学专业教育，但他却并没有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勤奋耕耘，播撒教育的种子，以期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各类人才，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教育，于是他立志从事教育工作。
拥有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的陈裕光，人尚在美国，就被曾任教育总长、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濂预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裕光从美国归国之后，立即奔赴北京，到刚刚由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1923年至1925年期间，陈裕光先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和教务长，并曾两度代理校长，还曾兼任学校评议会主席。
曾三次执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在执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对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为北京师范大学延揽了一大批知名教授，陈裕光就是其中较有成就的一位，慧眼识珠的范源濂，不但为北京师范大学聘请到一位优秀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行政教育管理者，陈裕光主讲有机化学，利用业余时间主持编译了柯威、史罗荪所著《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积极参与黄炎培、蔡元培、范源濂等人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活动，负责科学教育的研究，在这期间，陈裕光与蔡元培、范源濂、马叙伦等教育名家经常一起交流和切磋，使陈裕光获益匪浅，更加热衷于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管理。
1925年，陈裕光应母校金陵大学盛情之邀，回到阔别10年的金陵大学出任化学系教授，陈裕光对六朝古都南京和金陵大学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怀，听到母校的召唤，陈裕光毅然辞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回到自己读书十年的母校任教，潜心授业解惑。
1927年3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南京，由于大革命风暴的席卷，金陵大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部分教职工住宅被烧毁，副校长文怀恩甚至被流弹击中殒命，导致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离回国，学生也逃离学校返家，金陵大学校长也借口告退返回美国，辉煌一时的金陵大学被迫停课，一所卓越的教会大学立即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1927年4月14日，金陵大学理事会召开第23次会议，正式选举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陈中凡、陈嵘等七位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与陈裕光为正副主席，负责金陵大学校务，维持学校稳定与运行，这是金陵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校务。
与此同时，金陵大学理事会也在积极酝酿合适的校长人选，年仅34岁的陈裕光成为校长候选人之一，金陵大学理事会认为，陈裕光与金陵大学渊源较深，对教会学校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有过行政领导经验，是金陵大学校长最适宜的人选，1927年11月，陈裕光成为金陵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也是全国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陈裕光自己也不曾料到，他在金陵大学校长职位上竟然工作长达23年之久。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陈裕光，在就任金陵大学校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注册立案，金陵大学是当时13所教会大学中第一个向政府请求立案并获得批准的教会大学，将金陵大学的教育权收归国有，陈裕光这一远见之举，对推动其他教会大学收归国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教会大学仅更换了一位中国校长，挂一面中国国旗，并没有彻底解决教育主权归属的实质性问题，而在于对教会大学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为此，陈裕光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对学校的行政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将学校理事会调整为董事会，增加中国校董的人数，又将各学院院长、系主任逐步调整为中国教授担任，增加中国人在教职工中的比例数，渐渐淡化教会大学的色彩，将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将必须参加宗教集体活动改为自愿参加，充分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则。
陈裕光的思想深受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谦恭的人格魅力，求真务实和行事低调的作风主持金陵大学校政，他极力主张民主治校，吸收更多的教授参加校务会议，并增设了校务会常务委员会，经常开会研究和讨论学校事务，尽管陈裕光的一些改革措施遭到教会和传教士的反对，但陈裕光还是在大多数中国教职工和学生的拥护和支持下，引领金陵大学快速发展。
从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是金陵大学的黄金时期，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实用系科，教学设备也日臻完善，办学规模逐步扩大，陈裕光推出的“教学、研究、推广”三结合教育方针，其中培养实用性人才，就是针对社会所需，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使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符合社会实际的需要。
陈裕光认为学校的规章制度是民主治校的灵魂，因此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在金陵大学，从行政事务到教学事宜，事无巨细，都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依照和遵循，金陵大学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之全面和详细，令人叹为观止，当为现代高等教育所借鉴，现以金陵大学的考试制度为例，作详细解读和剖析。
金陵大学的考试制度实行五等计分法，根据每班学生人数划分等级，即按1、2、3、4、5等级进行划分，如一班有10人，则必须按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而五等学生必须开除，这种末位淘汰制，确实有利于培养合格的人才，但也太显生硬，缺了一点人性化色彩，尽管一部分师生对此十分不满，但学校并没有对此考试制度进行调整或改变，此举确保了金陵大学毕业生的高质量，社会上对金陵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也毫不怀疑，因此，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拥有能够直接进入美国各大学研究院的资格，而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也是誉满全球，甚至可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相媲美。
陈裕光执掌金陵大学10年，金陵大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校长的陈裕光功不可没，为了表彰陈裕光的辛勤耕耘和卓越贡献，1937年6月，金陵大学董事会举行了陈裕光校长就职10周年庆祝会，并设立了陈裕光奖学金。1929年和1945年，陈裕光也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育奖章和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陈裕光拥有完整的化学专业学历教育，在中国近代化学专业领域里，这样的资历也是不多见的，陈裕光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曾与侯德榜、吴承洛等化学家筹建中国化学会。
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其宗旨就是组织全国化学工作者，促进中国化学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普及和推广，发挥化学学科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使中国化学学科能够跻身国际化学领域。陈裕光被推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会第一任会长，并且蝉联了四届，可见陈裕光在中国化学领域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也与内地许多大学一样内迁大西南，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开学复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办学，虽然历经种种困难，但金陵大学的系科和学生人数却仍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增办了一些当时社会急需的学科，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倾其全力培养人才。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金陵大学校园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列为难民区收容所，接收和保护了大批难民。1941年，汪伪国民政府在金陵大学原址兴办了伪中央大学。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金陵大学接收了汪伪时期中央大学的校产，并于当年9月复课。
金陵大学在其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精神或传统，其校训“城、真、勤、仁”就是金陵大学精神的体现，“以诚为本、惟真是求、勤勉执着、仁爱为怀”一直是金大人所秉持的优良传统。
对于“城、真、勤、仁”四字校训，陈裕光一直身体力行，尽管陈裕光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又长期服务于教会大学，但陈裕光在执掌金陵大学的20多年里，一直身穿长袍马褂，从不穿着西装，竟成为金陵大学校园一景，全校众多师生，没有不识校长者。
陈裕光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在化学、宗教、国学、历史、教育、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能取得诸多傲人的成就，自然是他勤勉好学的结果，也正为如此，陈裕光成为金大学子和校友心中勤勉治学的楷模。
金陵大学校园内曾矗立一幅大标语，“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就是意在提醒大学生：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谋取私利，而在于关爱他人、服务于民众。
当年的金陵大学校园占地2340余亩，地势呈北高南低阶梯式分布，校园内有当时南京最高大、最雄伟的建筑群，高耸的钟楼、中西合璧的金陵苑和朴实典雅的大礼堂都是当时金陵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除了端庄大气的校园建筑之外，校园内还有许多植物林木，东西细长的湖泊，建筑与林木、湖泊交相辉映，使得金大的校园韵味十足，让人流连忘返，在这样典雅而幽静的校园内读书，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惬意的事情。
金陵大学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能真诚以礼相待，友爱团结，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师生素质都非常高，在图书馆、教学楼等公共场所，即使不放痰盂、纸篓，也无人随地吐痰，乱抛杂物。正如一些校友所言：“学校等于家庭，师长同学情同叔伯兄弟。”
陈裕光对金陵大学的感情，是深深印在其骨髓里的，他在汇文书院读书10年，又为金陵大学服务了近30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校园内的一些经典建筑，就是由其父亲陈烈明所经营的陈明记营造厂承建的。陈裕光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吃苦肯干、笃信基督，对陈裕光的一生影响很大，面对如此美丽的校园，陈裕光能够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父亲的力量和温暖。
1949年，新旧政权更迭之时，陈裕光不顾国民政府的指示和亲朋好友的劝阻，毅然选择留在了大陆，并组织安全委员会守护校园和校产，使金陵大学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了公立金陵大学，年近古稀之年的陈裕光完成了他在私立金陵大学的历史使命，由李方训担任组建后的金陵大学校长。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金陵大学被裁撤，文学院和理学院被并入南京大学，其他院系分别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南京工学院等院校，金陵大学历史档案被划归南京大学，而南京大学也从原四牌楼校址迁至金陵大学鼓楼校址，南京大学的四牌楼校址则划给了南京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2006年，原金陵大学校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裕光自1951年卸任金陵大学校长之后，并没有解甲归田而颐养天年，而是先后担任了如下工作：1951年5月至1952年3月，担任华东教育部图书仪器清理处主任；1952年4月至1956年2月，担任上海私营工商贸易行化学顾问；1956年3月至1972年12月任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化学顾问、翻译；1987年至1989年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
从陈裕光上述简历之中，不知你能否从中看出历史的端倪，1989年4月19日，96岁高龄的陈裕光终于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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