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乡村长大的，那是一个荒蛮之地，我当然也就长得很是粗野，没有规划，长得乱七八糟的，一点内涵都没有。所以今天寄居在别人的城市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虽然不老，但漂泊着生活也有些时日了，我和这个城市相互嫌弃、谩骂和诅咒，谁也不鸟谁。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与野蛮的对抗，也许我真的是很傲慢。
我讨厌这里，但又不得不困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软弱，虽然有时候我自己不愿承认，但这就是事实，这让我在寄居的岁月里生活起来显得十分艰难，所以乡村给我的那些记忆就像兴奋剂一样，让我瞬间满血复活，像只斗狗样疯狂反扑，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大后方，让我在和城市之间的这场战争中变得底气十足，因为有了那座村庄，城市里的一切繁华都变得微不足道。
我活在灾难里，我之所以还没去见马克思，就是那个村庄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让我去翻阅，也许这就是我选择勇敢的原因。
我是喜爱这些小故事的。
附近几个寨子的人谁家养了母猪，每到母猪发情时，就会把它赶到我们寨子来配种，因为我三公家养了头大家都说好的种猪，每次配种成功后收费十块。有时猪们正干活时正好通过，就会听到母猪主人在边上急切的问：配上了没有配上了没有？三公的回答总是很自信：没问题，只要它搭脚了就能配的上。
有一天在隔壁波伯伯家的黑白电视上看到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我配不上你，你走吧。当时我就想，都没配怎么知道配不上。旁边的大人就制止，邻居们则是笑话我。
也许是三公家养了头种猪的缘故，很多人都喜欢找他老两口子做媒人牵红线。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是这么理解的，为此我很佩服自己的理解能力，其实是我一个人瞎掰。他们给我生了四个堂叔，还个个都很有出息，也许这才是求做媒的缘由，不过这也是我臆想的。反正在那个贫困的岁月里，多生娃特别是多生男娃是一个家庭走好的唯一的希望和出路，
所以家家都生生生，一辈接一辈的搞接力赛。
人多了也有好处的，那时候寨子里同时娶两三个媳妇儿分开办喜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杀头猪自家人轻易的就解决了。
如今则完全不是这样，死一个人都筹不齐人手抬上山去埋葬，放在堂屋的高凳子上，所剩的几个无助着孤独的老人家在旁边烧一堆柴火等着曾经的寨子里的人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陆陆续续的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