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监考，坐在教室里，四周窗户紧闭，仍然听得见外面北风凛冽狂风呼啸。那狂风发出尖利的哨音打着卷儿从窗户缝隙挤进来，若是暗夜，这阵势称得上阴森恐怖吧！此情此景我想用译制片的口气说一句：“哦，上帝，这该死的天气！”
事实是，早上我还围着后面操场跑了几圈，舒活筋骨满头大汗。而天儿并没有想象得那般冷，毕竟已经接近五一了，哪怕昨天半夜一个恐怖的炸雷把我从床上震起来。无论风如何怒吼，走出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骇人。早读时，有些孩子拼命缩着脖子往教室跑，我真想拍拍他们的肩告诉他们：孩子，不要被凶猛的假象吓到，你走到风力最猛的后操场看看，不过如此，完全不影响我们跑步锻炼。
在农村工作了这么久，思维模式已经退化得和地里干活的农妇差不多（还得是中老年农妇，年轻少妇们天南地北跑得生猛），也慢慢认定这样的岁月是一种静好，守着一亩三分地，做得最多的其实是纸上谈兵。
那份该有的胆气渐渐消失殆尽，可是生活是一艘庞大的航船，有时会把我们放逐到无法掌控之地。
那一年春天，播种的季节。我也在校园里给毕业班的孩子辛勤辅导，希望他们中考能结硕果。邻居打来电话说父母被人打伤了，让我赶紧回家。我懵了，连滚带爬跑回家，父母浑身是泥，蓬头垢面，衣服被扯得破烂不堪，母亲头上有手指粗的一绺头发被扯掉，露出冒血的头皮。母亲看到我就嚎啕大哭，边哭边骂，父亲长吁短叹浑身颤抖。
我那时三十岁，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为父母做过主，我还是那个回到家能悠哉悠哉享受父母舐犊之情的小闺女儿。可是那一刻，一屋子街坊邻居都看着我，等着我拿主意，父母伤心欲绝咬牙切齿要我报警抓走那两个打人的混蛋。（农村的地边矛盾永远是村里难以调解的矛盾，确切说是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和我父母打了一架，父母年纪大就吃亏，只剩下挨揍的份儿，若不是旁人看到去死命拉开，父母怕是要晕过去。而这一对夫妻还是我们亲戚，父母以前不少帮衬他们）。我寒心得心里颤抖，若是陌生人这般对待我父母，我只有愤怒。可是他们夫妻是晚辈亲戚，以前我们相处的和谐画面像条鞭子抽着我的脸。
我深吸一口气（我到家也不过十来分钟），询问父母的伤情，父亲头晕得站不住，母亲想呕吐。我站在院子里给120打完电话，又打给认识的远房亲戚（在交警队上班），问他这种情况第一时间要做什么，他说最好做法医鉴定要赔偿。我谢过他，去屋里给父母收拾了几件衣服。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父亲直接躺在了担架上，我们一家三口坐上车向医院驶去。我握着母亲的手安慰她，说一定狠狠惩罚他们，父亲闭着眼睛表情痛苦不说话。其实，我心里一团乱麻，弟弟远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但我表情很坚定，似乎也给父母吃了定心丸。
到医院，医生要父母都做检查拍片，同时要求入院。我一手扶着父亲，一手搀着母亲去排队做CT，让他们在椅子上坐定等待，我抽空去办住院手续。平生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很多住院程序不明白，遭了无数白眼和嫌弃，终于办好，竟然忘记了生气委屈。（自认一向心高气傲，不会作矮求人）我奔跑在空荡荡的楼梯间去一趟趟去取被子褥子枕头，满头大汗跑到病房铺好。
父母都拍了片，所幸只是轻微脑震荡，父亲门牙也断裂半颗，心悸，血压高。但他俩看起来无比虚弱，可能一半是心伤吧。医生要求住院输液观察，于是父母就双双躺在了病床上，我搬个小椅子坐在两个病床中间，拉着二老的手再次承诺，一定会惩罚他们的恶行。我知道父母这份委屈不解决，也是不轻的心病。我不想劝父母宽容（对方是晚辈，父母曾对他们很好，他们先动手），我们都是普通人，做不到以德报怨。
安顿好父母，都夜里十点了，我才想起仨人都没吃饭。医院的饭点早已过去，我想出去给父母买点吃的，在长长的楼梯间左拐右拐下了楼，站在医院的草坪上，一阵迷茫。来的时候一路跟着医生护士跑来跑去，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我像没头的苍蝇转来转去也没找到医院的小卖部，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无数灯光朝我射打来，格外刺眼。那一刻很想哭，可是肚子咕咕叫得厉害，想着洗脸盆牙膏牙刷毛巾还没买到，我仰着头把眼泪憋回去。
终于问到了小卖部，买齐东西出来上楼，却怎么也找不到父母病房了，确切得地说压根就找不到那一层住院部。我“通通通”好不容易跑到头，一看，此路不通，只好又折回去。十一点多了，走廊里除了暗惨惨的灯光，空无一人。我那时的年纪还保持着要命的矜持，不肯轻易开口问人，怕别人取笑。等我转得晕头转向一头臭汗，终于学会开口请教值班护士。（那时的我还是路痴一个）
我转到父母病房时，看到老两口正暗自垂泪，说连累我这般作难。我不免也心酸，但只能尽心安慰他们。（现在想来这哪算作难呢？）第二天去打听法医鉴定科，又把父母折腾检查一番，他们说构不成轻伤，鉴定意义不大。父母很失落，我把父母送上病房，不甘心，又拐进鉴定科，请求他们给个意见。人家轻描淡写说这种农村争斗事件最常见，一般都是村里调解了事。
我默默下楼，脑海里拼命转圈，一遍遍筛选可以求得上的熟人。那时我还有个可笑的念头，觉得这样的事不光彩，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兜兜转转几天过去，给村里大队都说明了情况，对方连头儿都没露，更不用说赔礼道歉，村长也不能压着人家来解决问题。父母无心再住院，还是头晕，我知道是心病。我不放心，把他俩接到我家，还得想办法。我那时终于才想到去乡里派出所，事情比我想象得要顺利得多，同事老公在镇政府上班，他知道后直接把程序讲给我听，说对方这样是错的，派出所一定会解决。
于是派出所的人来询问了事情经过，做了详细笔录。两天后，村里干部让父母回家，对方请求调解。（我已经出嫁，我让弟弟回来代表我家，我遵循老家的传统观念）当着村干部的面，对方一再赔礼道歉，赔了医药费，双方签订协议，就此翻篇。（在此谢谢同事老公）
事情终于过去了，若干年后，无论我们两家是否再有可能和解，我这样做并不后悔。
经此一役，方知生活有想不到的狰狞面目，那些经历过的无助、恐慌和懵逼只是凶猛的假象，坚强成长才是真相。不是吗？
2017年3月5号，我三十六岁。闺女她爸急性心梗差点死掉，六个医生围着我下病危通知单，让我签一摞厚厚的手术同意事项。夜里我一个人躺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地板上，怀里紧紧抱着装钱的袋子。有人半夜突然病危，医生家属杂乱的脚步就在我头顶“扑通扑通”踩过，然后听见一片凄厉的哭喊，抬头看见蒙了白色被单的尸体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
他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我用轮椅推着身躯庞大的他，歪歪扭扭向病房轱辘。轮椅很沉，轮子太灵活，乱拐弯，我使出吃奶劲儿也没能推出直线，他底气十足朝我嚷，怪我没用。我不理他，吭哧吭哧前进，拐弯时指头挤得发黑，终于把他这个庞然大物成功推到病房。
一周后他顺利出院，我往返许昌临颍六次把报销材料准备齐全，得以报销。（在此谢谢同事指点）
2017年暑假，父亲甲状腺结节手术。因为不确定是否良性，父亲被推进去半天，医生出来交给我一小团肉块，让我马上跑到化验室等待检验结果，再确定新的手术方案。我知道那是从父亲喉咙那里割下来的，颤抖着接过来一口气跑到检验室。然后孤零零坐在长椅上等了半个小时结果才出来，我飞快送到手术室。很幸运，父亲手术顺利。
守夜很痛苦，父亲喉咙处被割了一个大洞，外面还连接了一个小壶要接住渗液。父亲是全麻，从手术室出来还在昏迷，我和母亲高一声低一声不停呼唤他，逼着他睁眼睛。晚上，伤口开始疼痛，父亲一直呻吟不止，我跑去找医生想办法，又加了镇痛泵，还是疼，不过能忍住。父亲渐渐疲惫睡去，我坐在床边，小心看着那个小壶，怕父亲动静太大把小壶碰掉。母亲困得睁不开眼，我让她歪在床边休息。我坐得腰酸背痛，只好去走廊转圈，夜真静，只听见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我靠墙瘫坐在地上，伸直四肢，好舒服！
父亲要起夜上厕所，他一手扎着镇痛泵，一手还要托着脖子上的小壶，母亲跟着去。我不放心，让他在病房的便壶里解决。年迈的父亲只好让我托着小壶，在母亲的帮助下难堪地完成了任务。那一夜，我一会进病房看看父亲脖子上的小壶，一会出去四脚八叉坐在走廊里，熬得我眼冒金星。所幸后来父亲恢复很快，一切都值得。
2017年12月底，闺女他爸又脚筋断裂（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指头粗的跟腱生生断成两截，好生奇怪），做了手术打了厚厚石膏，一只脚直直伸着像根柱子。去厕所，我扶着他（确切说是半扛着），宽衣解带擦屁股，再把他扛回来。他说你小小个子劲儿挺大，我说你怎么可能压垮我！四十多天后，他去掉石膏开始练习走路。（在此谢谢医生把他脚筋缝好无碍）
2018年大年初六早上五点，焦虑久治不愈的父亲被我和弟弟带往了郑大一附院检查。因为病情严重医生要住院，我一天坐车来回跑了六百里把住院东西准备齐全，脚都坐肿了。（在此谢谢同事开车助力）
在全亚洲最大人最多的郑大一附院给父亲办理住院手续，我已经做到游刃有余了。摩肩接踵上电梯时，我把背包挂在胸前，让身体好的母亲站在我旁边扶着我，我用双臂使劲撑着两边墙壁把虚弱的父亲环在里面，以免人多挤到他，大冬天每次都挤得满头是汗。
医院再大，人再多，我也不怕。不清楚时我已经能熟练用温柔甜美的声音问医生问护士，白眼和嫌弃毕竟是少数，我心里连半点涟漪都不起了。为了不耽误弟弟上班，我让他提前走了。因为是精神医学科，医生夜里只让一个家属陪床，我让母亲睡在父亲旁边，我在网上找便宜旅馆。
真是方便，医院对面十几层到处都是公寓旅馆。推开房间，我才知道这么便宜（一晚五六十）是有道理的。房间的宽度和床的宽度一致，塞得严丝合缝。进门就是床，转身才能把门关上。这简直就是坚硬版帐篷嘛！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只要能睡觉多幸福！
我每天在陪床间隙，勤奋地扒拉手机导航。靠着手机导航，我第一次步行准确找到火车站，顺利网上买票回来处理事情，我还在半路上的面馆里吃了一碗手工捞面。
我领着父母在偌大的郑大一附院附近转来转去，给他们讲解鳞次栉比的各个住院部功能，还找到便宜又稍微好吃的苍蝇馆子。在父亲精神充足的午后，我陪着父母转到别有洞天的后门，那里有一条河穿过，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河两边的风景。阳光很暖，我们仨坐在长椅上，我讲小时候遥远的记忆，讲得兴奋脸红，父亲开心地笑出声来。
我们穿过密集的郑大一个院系的教学楼和青年教师公寓楼，来到靠近后门的街上。我指着西边告诉父母，往西走二里多地就是火车站（其实我并不知道有多远），对于在郑州两眼一抹黑的父母来说，火车站意味着家的方向。
半个月后，我带着父亲顺利出院。一个月后复查，我和父亲搭乘公交车转车又转车再到郑大一附院。我开着手机导航，一路给略显惊惶的父亲报站名，一站一站，越来越近，父亲越来越安心。
我不知道生活还有多少狰狞的面目，但我知道那只是凶猛的假象，我心已百炼成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