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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雪辉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家庭治疗的概念与方法》这本书。
我自己从事心理治疗已经将近快20年了，也是Davie saver“首届中国家庭治疗与伴侣治疗”的学员。同时，我也是我们广东省家庭婚姻咨询师的面试组组长。
在我自己长期从事这个心理咨询和家庭治疗的过程当中，我非常认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上写的一句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其不幸的方式，但是，他们都被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挑战打倒在地上”。毫无疑问，这些挑战是学会一起生活、处理困难的人际关系、教育孩子和应对青春期的问题等等。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可以用一些系统动力来解释这些问题，而一旦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帮助家庭成功地克服生活中的困境。
这本书的开头为我们讲述了霍利的故事。霍利因为决策困难来到了咨询室，无法决定毕业后要做什么，她开始失眠、逃课，甚至是抑郁。在与霍利做了一个月的咨询，霍利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在得到同意后，咨询师约见了她的父母。见到霍利父母时，咨询师才发现，霍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家庭中所有家庭成员的问题。
个体心理咨询和家庭治疗都提供了治疗和理解人类的一种方法，两个疗法各具优点。
个体治疗的焦点最终是帮助人面对他们的恐惧，并且学习如何更全面地成为自己，个体治疗通常会认识到，家庭生活在个体个性形成时的一些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影响已经被个体内化，其内在的心理动力就成为控制行为的主要力量。因此，治疗能够，并且应该直接指向个体和他们个性的主要成分。
另一方面，家庭治疗师就会认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要的动力在于个体的外部，也就是家庭以外，我们很多家庭治疗以此理论为治疗的基础，就是想要帮助改变家庭的内部结构，当家庭的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
我们说，家庭治疗并不是只改变家庭环境中的某一个人，家庭治疗影响的是整个家庭，因此，改变可以被维持，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到了改变。通过自己的改变，可以使得其他的家庭成员做出同样的改变。通常我们说，任何一种困难，都可以用个体治疗或者家庭治疗去解决，但是一些特定的问题，可能更适合家庭治疗，比如说儿童的问题，不管治疗中发生什么事情，儿童最终是要回到他的父母身边的。我们说，就好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治疗室里，可能会和治疗师有很好的互动，但是，如果他的家庭环境没有改变的话，他的行为或者症状就会反反复复。所以，如果我们在家庭的过渡期出现一些问题，治疗师应该首先意识到家庭（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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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正式产生之前，有几个理论基础我们是需要了解的。
一个是医院精神病学。治疗师们逐渐注意到，当病人症状好转时，他的家庭里的某一个其他成员就会不舒服，仿佛这个家庭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病人存在一样。书中提到一个奇怪的俄狄浦斯情结案例，这位年轻的男子因为试图挖出自己的双眼而进行住院治疗，他在精神病院时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但每次回到家里，他又开始出现自残行为。（当我们）关注到他的家庭，发现这个男子跟母亲的关系十分亲密，在父亲神秘失踪之后，他与母亲的关系更加地紧密，而当父亲的再次神秘归家后，他开始了怪异的自残行为。
二是团体动力。第一代试图理解和治疗家庭的治疗师们，发现团体中存在一些类似家庭的东西，在格式塔学派直觉理论的基础上，勒温发展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
团体的优越特性与家庭治疗师有显而易见的关联，他们不仅要对家庭中的个体做工作，还要对家庭系统，以及家庭系统对改变的抗拒做工作。
三是儿童指导运动。儿童指导工作中逐渐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儿童的表面症状，而是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正是导致儿童相应症状的根源。大卫·利维认为，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母亲的过度保护。那些曾经被夺去爱的母亲们会变得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些母亲会表现得专制蛮横，而另一些则表现得百依百顺。
四是婚姻咨询。多年前，婚姻咨询师作为一个独立职业的需要还不是很明显，人们通常会找他们的医生、牧师、律师或者老师谈论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直到后面才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婚姻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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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到治疗，家庭治疗的历史中出现了很多的家庭治疗师。
约翰·埃尔德金·贝尔，是一个就职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克拉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给家庭做治疗，但他直到十年以后才把自己的理念发表出来。贝尔采用的方法是从团体治疗中借鉴过来的，基本上，家庭团体治疗，就是通过激发家庭，进行开放式的讨论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贝尔认为，和由陌生人组成的团体一样，家庭团体也会经过几个可预见的阶段，他仔细地把治疗分成几个连续的阶段，第一个是孩子中心阶段，鼓励孩子们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担忧；第二个是父母中心阶段，父母可以像往常一样吐槽孩子的行为，在这个阶段中，贝尔尽可能弱化父母眼里的批评，把关注点放在问题解决上面；最后一个阶段，又称为家庭中心阶段，当家庭继续改善他们的沟通、想办法解决问题时，治疗师会为整个家庭提供平等的支持。
莫雷·鲍恩是一名精通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科医生。当鲍恩开始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他被这些家庭成员的情感反应震撼到了，他的感受吞没了理性，鲍恩感到这个家庭似乎要把他拉进到这个未分化的家庭团体漩涡中，他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客观。鲍恩发现，治疗师也很难不受家庭冲突的影响，这一次察觉使他产生了最难得的洞察：只要两人陷于无法解决的冲突中时，都会自动地卷入第三者。比如一个不能容忍妻子总是迟到、但又不敢表达的丈夫可能会开始抱怨他的孩子。
纳森·艾克曼是一个儿童精神科医生，他在家庭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与他心理分析的学习背景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家庭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联合体，但背后却分成了若干个竞争的小团体，这与个体心理分析模型相似。艾克曼既关注个体内在发生的事情，也关注个体外在发生的事情，为了鼓励家庭放松对情感的克制，他自己（的治疗风格）就表现得无拘无束。
成年人在爱情和工作的烦恼日益增长，我们无法逃避与家庭的连接，家庭治疗可以帮我们从根源上探讨家庭困境、理解人类行为。当我们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安慰，便会来寻求心理治疗，以寻找安全感、满足感和价值感。
有些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行为，便会送孩子去接受辅导和咨询。在很多方面，心理治疗取代了家庭在解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一个作用。弗洛伊德曾经把家庭排除在精神分析以外，以此来帮助他的病人能够安全地探索他们所有的想法和感情。
弗洛伊德指出，他说，家庭首先是儿童性欲的栖身地，后来又成为文化压抑的代言人。如果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变得有些神经质，害怕他们自己的天性，除了他们的父母外，我们又能责怪谁呢？在进行个体治疗的时候，弗洛伊德会保护他的病人对治疗关系的信任，以使他们最大可能的展现他们儿童期产生的误解和理解。
卡尔·罗杰斯也认为，心理问题源于不健康的家庭关系。罗杰斯说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本能。为了实现这种本能，我们会遵循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原则。但是不幸的是，我们渴望被认同的欲望颠覆了我们对自我实现的本能倾向。我们会学着去做很多、我们认为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即使对于我们而言不是最好的，就好像我们中国，很多时候在家庭教育里面，我们会夸这个孩子很乖、很懂事、很听话，实际上就会扼杀孩子自我实现的本能。他会去尝试学着做一些自己认为，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渐渐的，哪怕是这种自我实现和认可需要之间的冲突，都会导致我们对真实自我进行否定，甚至也会否定那些，表达我们真实情感的、一些自我的真实想法。我们会压抑愤怒，抑制自己的活力，生活于巨大的期望之下。
罗杰斯创立的治疗流派，他是想要帮助来访者，发现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很多罗杰斯流派的治疗师会富有同情心地去倾听来访者，并尊重和理解来访者。面对这样一个接纳的倾听者，来访者就会开始逐渐的接触到自己的内部动力。
我们个体治疗师在探索个体行为方式时，会从线性的、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女性，她的自尊心比较低，那可能也许是因为她的母亲经常批评她，而家庭治疗师更倾向于考虑循环的因果关系，并考虑到人们相互影响。年轻的女性在家里表现得闷闷不乐，是对她母亲吹毛求疵的一种回应。反过来，母亲的吹毛求疵，或许也是对女儿在家总是闷闷不乐的一种回应。如此反复，这个母亲的批评越多，这个年轻女性就会越退缩，这样又会导致母亲更多的一些批评。
所以，我们说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把这个归咎于其他人，因为我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世界，所以很容易把我们相互关系中的问题说成是别人造成的，责怪别人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了。治疗师也会受到这种单向影响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只听到故事的一个方面时。但是一旦我们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在互惠的基础上，我们就不会这么片面的去思考问题，（我们）会从加害者和受害者两方面开始思考问题。
假设一位父亲在抱怨他十几岁儿子的行为的时候，比如父亲讲：“我的儿子有些粗鲁和无礼”。治疗师可能会说：“那是谁教会他这样的呢？”这位治疗师没有接受父亲把他儿子的恶行当成一个牺牲品的观点，而是邀请父亲去探索相互影响的一个模式。所以解决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把责任从一个人推向另外一个人，而是要摆脱相互责备。
家庭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将父母和孩子放在一起，以改变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疗法不会将个体与他们情感冲突隔开来，而是从根源上探讨问题。所以我经常说心理治疗应该伴随人一生的成长，其实家庭治疗也是如此，我们帮助的并不是有问题的人，而是那些遇见问题的人和家庭。
谢谢大家的聆听！下一个章节我会跟大家介绍家庭治疗中的代际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