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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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这段话，正表达了本文写作的本意，特地录此，以警醒自己：
但愿我能时刻提醒自己：我看到的，比我理解到的多；我看不到的，比我看到的多。所有简单粗暴的批评，不过是我对自心投射的批判罢了。但愿我能时刻觉察：当我觉得他人不好，仅仅是因为，他人和我不同。不要把自己当成标准答案，试图去测试这个世界的生动。
村子里的人都说，她是个“烂”女人。17岁生下第一个孩子，23岁的时候，丈夫去世。后来的10年里，一直都是一个人——我的意思说，她没有再嫁，但是，也不是一个人。每到天黑，村子里的人们都会看到有人去她家。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个。外地的戏班子来演戏的时候，她家就是旅馆；村里男人开着粗野的玩笑，如果要挖苦谁，就说那人是她的儿子。她在村子里的女人中没有一个朋友，她是她们共同的情敌。她的名字是其他女人彼此侮辱时的符号，成为另一个专门用作侮辱女人的名词的代替。直到有一天，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国外的旅行团到达。那个团里的一个单身汉看上了她，要带她走。她没答应。3个月后，他自己来了，她又没答应。过了一年，他再次来了，这次，她跟他走了。村子里的人很羡慕她，女人们彼此谈论起她的时候嗤笑着说，外国人到底和咱们不一样，什么样的烂货都要。
她出去之前，勉强能说几句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出去之后，却用了15年的时间，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丈夫工作，她带孩子。她的混血孩子成绩优秀，多半拜她所赐——从小泡在大学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她留在国内的两个大孩子，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因为和妈妈一样不要命的刻苦。顺便，她女儿和丈夫相识于夜店，他是顾客，她是浓妆艳抹的侍应生。如今女儿一家4口过着安静的纽约市民的生活，夫妻恩爱。她在55岁的时候重返祖国，不是养老，而是，被任命为大中华区的总裁，走马上任。她保持着从年轻时候开始的，对于男人的爱好。这个，她丈夫知道，她女儿知道，她儿子，也知道。
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保持着最大可能的接纳心态。默默听着，分析为何会听到这些。我会不由自主地思想：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会是什么，会如何影响人格的形成，形成什么样的创伤，导致成年后的什么样的问题。我试图去共情，说：我理解。但是没有说。因为真的不理解。所有受过的教育都告诉我：因为什么所以什么BLABLABLA。各种价值观的冲击让人微微眩晕，我望着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他在等我的态度，会问我怎么评价，怎么解释。但是没有。
他安静地讲完，灭了手中的雪茄。也是一种活法，不是吗？他问。那么，我缓缓问，你怎么评价她？我不评价她，我接受她的一切。因为，她是我母亲。
另一个故事：
他吸毒。就是那种可以导致幻觉的麻黄碱类的毒品。每次吸食之后，都能够有绝对的高峰体验——不仅仅是某种行为和某种环境，而是思维也格外活跃。他的创作由此而闻名。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神经是有好处的，不触碰的人理解不了其中的感觉。他对我说。你可能经历过思如泉涌，但是你不懂得它不是泉涌，那简直，那简直，就像海啸一样。它自己就排山倒海，淹没了你！哦，你不懂！
我默默一笑。确实不懂。如果懂得，就不会有这么深的无助感。他可以用比我大20岁的人生经验描述、解释，而我无法用10年的专业所学去驳斥他什么。这不是戒毒所，也不是监狱。我不是社工也不是法官，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既往经验救助他或者审判他，况且，他不是在我印象中那些蓬头垢面、嘴唇乌青的吸毒者。
那么，你第一次，嗯，这样，是什么时候？他深深看了我一眼，回答：纪念某个日子，在纽约。看着我探询的目光，他问：1989年，你多大？我点点头：明白，我也能记住事情了。但是，你不懂。你还不真正懂。他说。他放下刀叉，端着红酒抿了一口，目光朝向高楼之外的万家灯火。
我试图表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试图表达自己也理解这些，但是没有。每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都知道，哪怕多10米的距离，你都不能真正理解一件事情中人的感受是什么。有的人，因为一个历史节点，命运全改了。他们默默无言地活着，仿佛劳工营的俘虏，仿佛木讷的农民。只有局外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和那样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有若干次，我被各种直接或间接听来的故事折磨得辗转难眠，仿佛晕船。晕船比晕车难受，因为始料不及。最可怕的感觉是：你看到旁边的船缓缓后退，以为是自己的船向前开了，惊觉不是，而是水波荡漾，给了你错觉。这种判断的错误立刻激活了知觉对自己的怀疑，一阵恶心就涌了上来。我由此怀疑神经症是否基于同样的原理出现：固有的思维模式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质疑。
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仿佛俗气的汽车广告一般，春风得意的男人携妻带子，一路风吹杨柳，穿街过巷，回到如画的故乡。白发父母双双慈祥健康，满面笑容地等候着。
人生也“应该是”这样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充满着阳光，对事物的看法正面积极，从不关注阴暗的角落。
常常有传销课程展示他们的头儿，如何少年得志，如何出身名门，如何家庭幸福美满。顺便附一张照片，照片上每个人都笑得阳光灿烂，连身边的大狗，都友好地吐着舌头。人生的“应该如此”每每让我充满怀疑，嗤之以鼻。以至于我后来怀疑自己为何如此见不得“美好”，心理阴暗得揣测着每一个精致镜头背后的真实关系。
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地以为靠着努力就可以摆脱困境，如果不是身在困境，你如何知道那种欲哭无泪的绝望？在一场对救援工作者的督导中，我把手放在修女的背上，说，哭吧。然后她就蜷缩成一个团，无声痛哭起来。她痛哭自己面对自杀者的无能为力。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是上帝。更多时候，面对的不是灾难，而是貌似平凡的普通人生。我们认为应该离婚的家庭暴力中，双方却苦苦纠结；我们认为应该离开的不负责任的父母，长大的孩子边恨边爱。我们企图拯救的心灵，乃是因为罪恶而苦不堪言。
用了很多年，学会不以“拯救”之心去面对别人。如果能够拯救，那么获救的就是自己度人的妄心。当无度人之心时，忽然发现也没有了评判之心。弗洛伊德假设了一个完美的人生版本，每遇挫折，便是创伤。在本能的力量驱使中，人在纠结与解脱中得以成长。若是用精神分析来解读人的命运，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能做的有限，该尊重的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