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红色的尼龙双肩包，轻巧耐用。它长相含蓄但肚皮很大，背包背侧有一层厚厚的海绵垫做减压缓冲，所以拎起来很重的包一上肩膀就不觉得太吃力。我一直很喜欢它。离开全职岗位后，生活方式起了变化。上班时那几个端端正正的单肩包已经搁在抽屉里很久没有见过天日了，双肩包成了我的亲密伙伴。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并非一无是处。没有了特定场合和固定角色的限制，慢慢地就不太在乎别人给自己贴什么标签。在不妨碍到别人的前提下，自己随意就很好。

      衣物虽是人的工具，但人对伏手的工具还是会产生感情的，因为它们会微妙地在人潜意识里牵连起记忆。这就了不得。这个双肩包伴随着我从高速路口转向匝道，减速慢行的整个过程。

      我曾经背着这个双肩包在浦东机场把臭送上去美国的飞机，一个人在地铁上抱着书包发愣，眼泪噼里啪啦地都砸在背包上；臭离开南京后，我最终没能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撑到底。尽心尽力站好最后一班岗后，我背着塞得满满的双肩包离开了办公室，里面装着厚厚一打工作笔记，都是在工作中认真记录下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此时肩上背的，俨然是记录我那五年中自身成长的资料袋。不久后我告别父母赴美帝跟臭会和，还是这个背包，里面只装了一台笔记本和一本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旧书。到了美帝之后认识了很多年轻的妈妈，得知婴儿都有一个阶段特别需要security blanket(安全毯，一般是柔软的小绒毯或者布偶)来获取安全感，不论走到哪儿都要抓在手边。我暗暗笑自己，原来那本翻得快掉渣的旧书是我的精神上的security blanket呀。

       初到美帝，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主妇。除去交际、家务，周末得空就跟朋友们四处游走。我入乡随俗，背包里固定不变的装备就是一件应付室内空调的厚连帽衫，一顶遮阳用的棒球帽，一副简易的遮阳镜片和一个乐扣保温杯。后来这个标配成了习惯，即使因为有比较正式的场合换了单肩包，也会把这套行头一股脑地揣进去。

      回国之前半年，我在当地一所大学UT注册了一门进修课，背包又一次成为我的书包。每逢周五，书包在正常标配的基础上加进了一个电脑和两寸厚的书和笔记。上课的19人中，只有我一个中国面孔，其余18人多是诺城当地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公司管理人员，这个课程就是他们“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讲课老师来自俄亥俄州，语速很快。他表面很谦逊，但我很快就找出了一个规律：每一个恭恭敬敬的“No offense”后面必定是一句不中听的话——嘲笑田纳西口音独特的都可以独立成一门外语啦，暗示女人没有男人聪明啦，真诚而充满优越感地赞赏非洲人和亚洲人也可以跟白人一样优秀啦之类。正经知识我听的一知半解，听这些不中听的插科打诨倒是耳聪目明。

      四个小时的课程之后，我会自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走回UT图书馆，在那里吃完午饭，看书；再吃晚饭，再看书。等到晚上9点甚至10点，臭加班结束，再开上50分钟的车来接我回家。最多的时候在外泡过15个小时，实在困了就把背包摊在桌子上，伏在背包上眯一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与我并肩奋斗的“战包”。有一次，上完课去UT吃午饭，发现没带钱包，一个子儿都没有，没车自己也回不了家。我满书包地翻，居然在背包最底层翻出一个上个星期放进去的苹果，微微地有些打蔫。我还是高兴地把它啃的光溜溜，然后走到小广场的围墙上，靠着背包一动不动地晒起了太阳，还在微信上得意地告诉朋友们说我在进行光合作用。那个温暖的、不读书、不运动，靠着书包眯着眼睛晒太阳的下午，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幸福。

      回国后，回家的喜悦很快被一系列健康低谷冲散。恐惧、失望，深深的迷茫。我没有寻求安慰的习惯，只是默默地关闭了网络，阔气地买了几箱书，背着我的战包安静地泡起了南京图书馆和东大图书馆。在今夏那场著名的一小时“下了54个玄武湖”的大雨中，我正困在大行宫南京图书馆二楼，抱着红色双肩包仰望着玻璃天花板上轰鸣而下的水帘洞。

      调养好身心之后，我像不倒翁一样重重倒地之后又笑嘻嘻地晃起来，开始背着我的战包辗转于校园、超市、菜场之间。它大肚能容，笑眯眯地轻松吃进一篮又一篮的油盐酱醋、鸡翅排骨，水果饮料……多沉的东西都能让我轻松地背起就走。天气好的时候背着鼓鼓囊囊的双肩包，两手抄兜一路踢着小石子走回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远行归来，其实我只是刚买完菜。只要心不息，无论在哪里它都可以做我的“战包”。

      我时常打趣自己像一条想横渡长江的瘸腿狗。得意的时候觉得水清天蓝，岁月静好；狼狈的时候风起浪涌，孤立无援。我早已醒悟到：在激流中做狗刨式前进，即使到达彼岸，也必定会发现我到达的彼岸已经不是出发时的目标，因为我已经被风浪裹挟，顺流漂下了很长一段距离。但我仍然抱有期待，况且这段占据了生命一段篇幅的胶片，咀嚼起来层次也可以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