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辛苦一个多月得到的详尽资料，想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谋得饭碗，名利双收。

从未有过的刺激感让我的肾上腺素爆棚，我躺在沙发上，咽下一口口冰凉的白开水，鼓起勇气再翻开那一张张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拍到的照片，呼吸渐重，房间静的可怕，我静坐着等天发亮，拿出手机拨通陈老师的电话：“老师，这份报告我不能给你，这次活动把我除名吧。”

三年前，我用决绝的方式亲手切断了成为记者的那条路。

我等待着后悔的感觉把我袭击，身体里“理智的我”跳出来把我骂醒：这不是你的梦想吗？为了所谓的负罪感，就这样轻易的放弃？

我以为自己会哭着回首过去，挥挥泪告别自己，再随意打发找一份为了生存的工作，过这五年或十年。

可我没有，我没有后悔，更没有所料想的眼泪，相反我觉得很自在，再也不用逼迫自己去面对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黑暗，一次次挑战自己的极限，也不用看着别人的悲哀，把经过写的更悲惨，把白描成灰，把黑描的更黑。

那时我才发现，对于我来说，这辈子最难的事情，大概就是用笔写尽别人的不堪。

那时候我迷上了意大利传奇女记者法拉奇，我看了她的许多采访，研究她的采访方式，把她当做人生的追求目标。

同为女子，风云际会的故事，总是会激起少年的斗志。

高考之后，我改掉家人为我填好的师范专业，填上了传媒研究。

梦想从那之前起，种子却在那时发芽。

大学第一堂课，老师给我们看了当时刚火遍网络的“小悦悦”视频，一个两岁的女孩儿被车撞倒在路，十八个路人走过，有的冷漠，有的侧目，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惊讶捂嘴，却没有一个人走过来把她抱起来送去医院。

小悦悦吐着血的痛苦表情，激怒了埋在人们心底最深处的情感，网友要求人肉这十八个人，其情可恕，其心可诛！

头发微微鬓白，带着眼镜的老师问我们：“如果以这段视频为题，你们怎么写？”

答案五花八门，角度也各有不同，不管是谁说了什么，老师都沉默不语，不曾抬头。

等最后一位同学说完答案，老师依旧低着头道：“都说完了吧，你们的答案虽多，但都不及格。知道为什么吗？”

“人心是热的，报道却是冷的。你们选的角度掺杂了太多了个人情感，有包容，有理解，有激愤，有揭露，但唯独没有公平客观，你们写出的不是报道，而是文章。要写出好的文章，你需要很柔软的心和很丰富的感情，但要写出好的报道，你们的心，就不能太温暖。”

老师叫我们抬头，给我们当头一棒，鲜血淋漓，告诉我们黑暗也好，热血也好，收起你们不值钱的各种情感，冰凉的笔尖才是我们最大的武器。

大二的社会调查课程，我抽到了一条街道，同组成员都不解其意，问老师：“这条街道有什么好调查的吗？”

老师用手敲着我的头，不禁感叹：“就数你运气最好，这条街不仅有很多农民工，还有很多红色的灯。”

我明了点头，这的确是值得追的敏感问题。

我们组租好房间，撩开窗帘，想象着电影里一声声妩媚的招呼声，不禁脸红面赤。

可现实终究平淡，情与色的光影都是人为的精心圈构。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还沾着油污，眼神浑浊，手很粗糙，从旁边的小店里买了极便宜的二锅头，坐在路边，要了碗羊肉面，一口酒，一口面。

那时候往往会走来一个中年女人，没有婀娜的身姿，也没有摇曳的风情，更没有白皙的皮肤和美貌的样子。

她穿着酒红色的半高领毛衣，略微紧身，因为生产之后而显得很松弛的肚腩，头发后挽，胖乎乎的手拿起桌上的酒瓶喝了一口，如果那男人没有拒绝，事情便成了。

她坐在他旁边，也要了一碗羊肉面，两个人吃着面不言不语，像是一对羁绊多年的老夫妻，那女人吃了几口就把面推到那男人面前。

他吃下她的面，他牵住她的手，灯光昏黄，画面不美，但很温馨。若不是前一晚我们见过同样的画面，又怎会相信这夜夜上演的戏码，情缘只有一晚。

她刚起床，并未施粉黛，脆生生的眼，看起来并不比我们大，组长摆好支架，按下快门，照片里的人，空洞无神，迷茫不知。

我们录好了视频，拍好了照片，摸清了规则，组长把那些资料交给我：“你写，我们放心，你知道怎么把握力度。”

那一晚窗前月明，书桌上灯不够亮，刚刚好让我看的见，我翻开照片有几张拍的真好，那是交易也是需求，何去何从。

他们赤裸裸的生存，我用笔调笑着他们的毫无遮拦，以解决问题的名义，一一曝光。

化去了姓名，遮住了脸庞，似乎就觉得这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人，大家都不用怀疑他是谁。

可存在的就会永远存在，那些编辑好的刻在他们身上的文字，将永远伴在他们身旁，不堪的，打散的，寂寞的，轻辱的，带着残酷去嘲笑他们的浑浊，站在那些会出血的字上，摘取到我想要的东西。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笔是恶毒的。笔尖流淌着黑色的墨水，是我无意或者有意的强迫着他们喝下的毒药，虽不致死，却也伤命。

凌晨四点，我搁下笔，把下了一半的报告丢掉了垃圾桶里，抬头望窗外，看到海棠花未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