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二 床
--- 往事琐记之二
这是两年前的事。
一间病室，不足四十平米。依次从十床至十八床住了八名病人。原本就很挤的病室，又加了一张活动床：加十。
现在是干什么都人多。单位里人满为患，喊叫着减员；商店里你碰着他的肩膀，他又挨着你的手臂。上厕所也是要排队的。到了医院，仍然如此。病友们感叹着人多带来的“灾难”，同时又热情地给新病友介绍着住院部的概况：厕所在那里、什么时间开饭、护士长的名字、有事怎么叫医生……特别提醒：怎么看清你每天的医疗费用明细表。之后便讨论怎么给医生送红包以及送红包所带来的利与弊。
我儿子住十六床。气胸。手术后恢复的不错。主治医生是教授，呼吸科主任，六十多岁，慈祥如妇人。工作认真，待人热情，且从不收红包，我们感念着遇上这么好的大夫。
儿子一天天在好转，我却觉得我由陪病人的人变成了病人：嗓子干燥，头昏眼花，腰膝酸软……
加十也是一对儿父子。农民模样，说话、办事皆小心翼翼。两天后，十二床出院，加十遂扶正。我们都称他：“十二床”。我说，到了医院人便没了自由，一切听大夫的，就连名字也被床位号所取代，恐怕只有医院和监狱是这样。儿子补充说，不对，选秀、选美也只是叫号的。
十二床是一对儿沉默寡言的父子。儿子什么病，我们并不清楚。只是看他脸色紫红。吃饭、睡觉总是坐着，一个多星期来，竟未躺下过一次。细问了，才知是肺癌。二十八岁的人啊！居然得了这样的病。我们浩叹着人生的不可测。父亲一脸的愁态。除了吃饭，便守在儿子的身边，盯着儿子看，一言不发。儿子只是低着头，不断地喘吸，似睡非睡。他是在想着自己的病情？还是在想着别的什么？
正是阳春三月天，住院部院子里草木皆苏醒；红的、黄的、白的花鲜艳地开放着。花香与医院特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有治愈出院者，病人与家属的脸上便荡起笑容，像这春日里绽放的花儿。有不治者，家属便嚎啕大哭着，被人掺扶出医院。遂想；这里真是生与死的分水岭吗？
在一个巨大的，圆形的花坛边上，我看到了“十二床”的父亲，一个人独独地坐着吸烟，仍是一脸的愁态。我打招呼，他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又用手擦了擦旁边的台阶，示意我坐下。这个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的商洛农民，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怎就得了这病呢？”
“看孩子这几天恢复得不错。我是问过大夫的， 这种病治愈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一阵沉默之后，象是自语：“钱没了呀！该卖的都卖了，房子也卖了。六岁的孙子明年该上学了，上学也是要花钱的呀！”
我该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苍白的。我们就这样无声地坐着。默默地吸烟，看来回走动着的笑着或哭着的人……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看到这一对沉默寡言的父子在收拾行李。行李极其简单：一块蓝格儿的粗布床单包起了换下的冬装。两只塑料的水杯和一袋儿尚未吃完的馒头。病房里的病人和陪病人的人这才似乎想起；这么多天来还没有看到他们父子吃菜，总是两个馒头和两杯开水。于是，就拿了各种形状的肉肠和水果往父亲的包里塞。这位老实的农民只是慌乱地摆手或点头。儿子就站在他的旁边，静静地看父亲收拾东西。
父亲去办理出院手续，儿子就站在病床前默默地等待。病友们便劝说再治疗一段时间。说现在显然要比刚入院时好的多了。十二床只是听，并不言语。他心里是最清楚的了，是他不愿意继续治疗了吗？是他愿意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吗？
走廊里非常地黑，是停电吗？平时并没有注意这些。我一直把他们父子送到了电梯口。电梯大约是在装什么东西，很久不见动静。我对他们父子说“不要急，回去再想想办法，筹借一些钱，继续治疗！”“嗯！”父亲点了一下头，随之又说：“跟谁借呢？该借的都差不多借过了呀！”十二床突然喘吸着说：“爸，我不想死，我还有儿子呀！”眼泪就流下来。
我立时惊住了。这么多天来听到十二床开口的竟是这样一句话？我望着他那充满求生的眼神，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父亲也已老泪纵横，说：“不要胡说，赶紧走！”电梯门开了。父亲掺扶着儿子，我为他们挡着门。就在电梯门缓缓关上的瞬间，我看到十二床已是泪流满面，象是极力地控制，仰头看着电梯的顶部……
虽说生与死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但不同的是十二床似乎已经知道了那一天的来临。而我们则依旧为名与利忙碌着。
走廊里依旧很黑。病室却被春日里的阳光照得通明。透过病室的窗户，我看到十二床的父亲掺扶着自己的儿子，缓慢地走出住院部的大门，他们谁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大楼，慢慢消失在来去匆匆的人海之中······
转眼便是两年了。每年春天的这个季节，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儿。这一对儿沉默寡言的父子在商洛山中会是如何地生活呢？十二床又会是如何呢？他已痊愈？抑或是……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