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第四次搬家后，我住进了一个位于东三四环之间的小区。
小区比邻声色犬马的三里屯与兵荒马乱的大CBD，却维持了上世纪的慢节奏。80年代种下的树长到三十余米高，风起时处处沙沙作响，白汗衫老大爷在树下摇扇子聊天。社区菜市场、自家早点铺与24小时餐馆并排，步行范围内既有地铁公交，也涵盖了幼儿园小学中学。是那种被中介公司贴在门店玻璃隆重介绍、均价6万以上、月租8000的所谓“优质房源”。
在这里，我成了一对捡垃圾老人的邻居。
这两位邻居，是彻彻底底最具其字面意义的邻居。既非上下楼，也不是向左走向右走转身不见的对门。两家大门邻接着，在走廊尽头相交为直角。赶上凑巧的时候，不是同时开的门撞到一块，就是你出我进互相谦让“您先走”。这种程度的邻居。
邻居是一对约莫70岁的老头老太太，男的头发胡子花白，剃不干净的硬茬在头顶支棱。女的身材弱小声调却高昂，叫老伴的声音能传出三栋楼之外。因此我便知道了老头叫“老徐”。老徐却不叫过老太太什么名字，和我爷爷叫我奶奶、我父亲叫我母亲一样，以“哎”“你”来代替了。
老徐和他的老伴不是背着麻袋满大街扒拉的拾荒老人，他们仅仅活动在这个小区和周围的垃圾桶附近。他们收藏两类物件：一为纸壳瓶子纸箱这些普遍定义上的可回收物，二为其二人觉得“看起来还有用”的一切。
前者毋庸置疑，年轻人在拆完快递、吃完外卖后，呼啦呼啦往垃圾桶一扔，老人拿根长棍来回捅，根据其棍子的触感判断垃圾袋里是否有回收品，这判断十有八九是正确的，老人便扯破垃圾袋将其取出。有时瓶里还有没喝完的饮料、扔进的烟头、瓶身沾了油腻腻的红油，这也不碍事。瓶子清空、纸壳垒好，回头在小区回收站称重量卖掉。
“看起来还有用”的二类垃圾囊括的内容多得多了，且因人而异很具个性。我父母定义的“看起来还有用”的物件就包括：每一次缴水电煤的收据、几十年间的报纸杂志、用破了的单位饭盒、空的化肥袋整理袋、若干个热水壶、从婚前至今换代的凉席被褥、塞得满满的玻璃柜子、电线、木头边角料等等。过去任凭我和姐姐对共用一个房间如何不满，老家里总要腾着一个空房间保存这些“看起来还有用”，十多年后它们依然在那儿，没出来过。
而邻居的定义比之我父母要广阔得多：塑料外卖盒、断了腿的凳子、皱巴巴的衣服布料、未开封的真空食物、过期的调料、漏洞的容器、丢弃的毛绒玩偶、长短不一的木棍、脸盆水桶炒锅……但凡曾经在某种生活场景下发挥过作用的，都是他们的收藏。
一
三年前我入住时，老太太正在楼下奋力将车棚里的自行车往边上挪，好给她的二类收藏腾地。知道我是新的房客，搓搓手说：“走廊的东西有点多，别介意哈。”我忙说不介意不介意，搬家工人却把怨气明摆在脸上：两家共用的走廊里，旧凳子挂上天花板上，玻璃瓶贴身而立，带着钉子的木棍横在角落、过期的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一溜排开……他们只得小心翼翼地侧身通过，以免一步撞上邻居的收藏。待好不容易将我的东西一一搬进家门，老太太也将车棚收拾妥当，“看起来还有用”在棚里堆得满满当当巍巍颤颤，自行车倒成了弃置一旁的摆件。
早晨，小区里租房的年轻人出门上班，邻居也一并出门去收罗前一天的垃圾。老头和老太太分头行动又保持相对近的距离。若是听到老太太高喊“老徐”的声音，必然是找到了较为大件的宝物，老头便应声去寻。这中间老太太是不能离开的，因为小区中还有别的捡垃圾老人，如果没人看守，在“公域”里被后来者拿走也说不得什么。
十一点左右，上午的工作告一段落，老太太坐在车棚旁将其分类整理、扎堆打包，能卖给回收站的一类品捆好，回收站不要的拿回家，看是放走廊、屋里、还是阳台。
我没见过邻居家的内貌。偶尔碰上双方同时开门要走，邻居总让我先走，某次我从拉开的30度门缝一瞥，见地上堆了七八根残破的晒衣杆。我暗自揣度：有哪种情况能让七八根破晒衣杆发挥作用？诚如我想破头也不知道10年间的水费缴纳单能派上什么用场。
邻居在十一点忙碌时，通常是我起床遛狗的时间。工作日的白天，老人是小区的主人：捡垃圾的老人、聊闲篇的老人、带小孩的老人、社区志愿服务的老人、坐轮椅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分头占据阴凉花园区、活力健身区、大门保安区，严肃活泼、兴趣与秩序井然。
我是闯入老人时间结界的异类，接受他们对我生活痕迹的审视。
一开始只是简单的“今天休息啊？”“这狗是什么品种，多大了？”后来见我天天晃荡面熟了后，问题成了：
“你为什么不上班？”
“你有工作吗？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老家是哪儿的？父母多大了？”
“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
”刚起床？”/“这么晚还出去？”……
我与父母隔了半个中国，不必接受父母亲戚的审问。而在老人的结界里，我像拜山头的投奔者，恭恭敬敬地呈上自己的真实履历。
而邻居，邻居是不同的，他们不曾加入老人间的闲聊，对我的生活也不予打听。但垃圾却原形毕露地在替我说话。
某一段时间我抽烟很凶，一天能烧出二十多个烟头。某日下楼见着老太太，老太太说：你最近抽烟太多了！我又窘又惊，心想整个单元住户这么多，她何以知道那些混杂了烟头烟灰咖啡粉的垃圾袋是我的？又一次我无意将一个茶壶盖混在垃圾中，当天下午老太太在走廊外大喊我的名字，出去应门，她将茶壶盖递来，说这个东西你还要的吧？后来她不知道哪里听来咖啡粉可以防虫，遂让我将每天的咖啡渣留住，用来护理楼下的几棵植物。
如此这般，虽是替我捡回了茶壶盖，但在我的角度，未免有隐私被打扰的感觉。以至后来某次整理衣物，我想将之前别人送的内衣扔掉，第二天遂以黑色垃圾袋兜住，从小区东角角走到最西边，左右环顾不见有捡垃圾的老人，才放心将那套集合了蕾丝、蝴蝶结等奇怪点缀的内衣扔进垃圾桶。至于它后来是被别人捡走，还是迎来被垃圾车运走烧掉的命运，则不得而知。
二
2017年4月，北京某地因房屋管理不规范发生一起大火，伤亡惨重。此后开始正儿八经地整顿“穿墙打洞”。伴随这一整顿到来的还包括：封堵群居房地下室、禁止在楼道给电动车充电、楼道阳台禁止堆放垃圾。我们小区自然不能幸免。
一波波不同机构的人员轮流来提要求，提醒大家清理杂物的告示贴满了单元门，那段时间老头和老太太罕见地双双出现细声交流，商量怎么处置现有的物件。
不到两周，清理队派来专门的垃圾车，把邻居经年累月的宝藏不分西东扔上车一气儿拉走。邻居无奈又倔强地站在车旁，走廊空了、车棚空了、阳台空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走廊里有一个阳台，它原先被扎扎实实塞满、又扎扎实实堵住了入口，垃圾车来了两天，阳台渐渐现出更多光亮，风混杂着旷久的灰尘味吹进来。
我有些高兴，心想以后就可以用阳台晒被子了吧？面朝它的厨房窗子可以打开，厨房也就不会那么热了。
然而，清理队走后的每一天，就像蚂蚁筑巢似的，走廊今天多了一个箱子、明天来了一桶油、后天放了个脸盆装了10个洗发沐浴露的瓶子；一开始，车棚微乎其微的一小角放了捆废纸，后来是十分之一、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像电影里的快进镜头，以微小却坚定的速度向原始状态恢复。
阳台的门又堵住了，老头偶尔往那里头搬运东西，先要把由大到小的一摞脸盆挪开，用一只脚在里头找一个落点，再把另一只脚高高地跨过去。随着天气热起来，飞蛾在走廊滋生、不时飞进我的房间。我过去不曾为邻居的习惯生气过，这回却来了情绪。一盒干面条在门口发霉了，当透过塑料盒看到白面变成了绿色时，我的烦躁达到了顶点。
我想象自己往走廊喷上半瓶杀虫剂；假装不经意地看了几次“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的举报电话；我向小区里坐着晒太阳、给狗梳毛那些闲适安逸的老人们问好，不时称赞TA们精神开朗、生活充实，却在遇见邻居时目不转睛地笔直走过去。就像对那些热爱旅游、关心时事、学习智能应用的朋友父母那样献上羡慕与溢美之词。
也许是察觉我的变化，老太太好几天没拿咖啡粉、也不再絮叨我全天开着灯浪费电，这时我母亲在老家摔跤骨折，我便回了趟家。
母亲是端一盆积攒的脏水想用来冲厕所时失手打翻滑了一跤。我到家时，赶来探望的亲戚七嘴八舌地数落她因小失大。母亲尴尬地笑。姐姐黑着脸坐在一旁。
我问姐姐何至于还要攒着水冲厕所，她急冲冲说岂止是这点改不了：洗米水在阳台攒了一瓶瓶，说要浇花用；厨房里舍不得用正儿八经的垃圾袋和大号垃圾桶，要二次利用那些脏湿的破洞小塑料袋，以至厨房地板滑溜溜。
我和姐姐商量着找个保姆，岂知母亲大为恼火，她和父亲联合表态要是请了保姆她便搬回老家住去。父亲也言之凿凿地表示自己可以包揽照顾小孩、买菜做饭所有家务。
我们无奈，只得从了她的意思。我留在家里待她渐渐康复，再回到北京已是一个月后。
三
楼下静悄悄的，走廊不出所料又恢复成起初的模样。头几天我没遇上邻居，夜里从他们屋里传来的广播声也没了。我突然想起，从没见过邻居有子女来看望，莫不是去了子女家？
一周后，我在楼下遇到了老太太。
“你好。”我说。
她面朝垃圾桶怔怔地站着，没理会我。待我牵着狗走出几米，她像突然反应过来：“是小杨吗？”
我有些诧异，答道是我是我。
老太太说自己得了白内障，前阵住医院里去了，现在看东西只能看个影，所以刚没认出我来。“我现在就是个睁眼瞎了。”
我飞快看她的眼睛，果然原先四处打量的敏锐没了，两眼睁着却没有焦点，像合着镜头盖的相机想寻找拍摄对象。她齐肩的白发乱蓬蓬，身体像突然瘪下来的气球伛偻了许多。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老年白内障能不能治也相当不清楚。沉默了会儿，老太太挥挥手：你去吧，去遛狗吧。
白内障让老太太此后的步履缓慢而小心。她捡垃圾的范围缩小到我们这两栋楼楼下。我时常见她在垃圾桶旁转来转去，用脚小心踢一踢别人扔在地下的东西，以朦胧的印象判断那是个什么。原先上扬的声调成了低幽的、自言自语式的，“老徐”的悠长叫声也不再有了。
到处“寻宝”的事交到老头一人身上。
比起老太太，老头更粗略些，一个垃圾桶简单看一看捅一捅没有就没有了，不至于细心地翻出昨夜的垃圾袋来。他胜在体力和范围，一天能走遍附近好几个小区。有天晚上12点多我喝酒回来，在一条远离主干道的小路上见老头持手电筒，正往外拽一个纸壳。我有些尴尬，老头却落落大方说你才回来啊？听起来他也觉得有些晚了，但我到家洗漱完毕又玩了会儿电脑，上床前也没听到他开门的声音。
老太太眼睛失焦后，我恢复了将废瓶子和纸箱放在垃圾桶外的习惯，想着这么能让她更好发现些。过了几天，老头找我来了：“小杨啊，你平时那些纸箱放我家门口就行了别放下面，容易被别人拿走。”
我应了下来，心想这老徐还挺贼，知道不流外人田。
我的生活用品大部分都在网上买，赶上折扣季又会囤货多买些，快递送来的包装纸箱时不时就有好些个。答应给老徐留下后，我就不像过去那样当做垃圾来一个扔一个，而是等一段时间内的几个快递到齐了，按大小垒好，放在邻居家门外。
说来奇怪，包装盒、空瓶子、纸箱这些东西，过去顺手扔了没当回事儿。一旦攒起来发现东西真不少。买个护肤品里里外外能裹三套包装。我于是好奇起来，在小区的废品回收站打听这些东西都多少钱。
回收站的中年夫妻养了只流浪狗，和我的狗关系不错。“塑料瓶，7分一个，纸壳，7毛五一斤”我皱皱眉，这么算下来，100个瓶子卖7块钱，我估计邻居一天最多能捡到30个塑料瓶，能换两馒头。
“我有两个旧的桌头柜你要吗？”
“给30，我找人给你搬下来。”
“啥？我还要给你钱啊？”
“那可不？那玩意没用，不给钱谁给你搬。”
我一气之下买了两瓶喷漆，用一下午时间把原先沉闷老旧的红木色柜子喷成墨绿，加上垫子当高椅坐。又把之前觉得脏兮兮不想要了的玩偶与毛绒玩具刷净洗净，小的放到书架上，大的放阳台或给小狗做玩具。其中有两只断手断脚的陶瓷玩偶便放到厨房外的窗沿，让自己进走廊时看到的不至于只有废品。
过几天我突然发现窗沿上的东西变多了。原先只有一只企鹅、一只灰熊；现在加入了小驴、小木马、大象、蝙蝠侠、小马笔头的圆珠笔、抱着冰淇淋的小女孩。三厘米的迷你玩偶整整齐齐排成一列，甚至还有盆多肉植物和一瓶粉色的空香水瓶。
我又惊又笑，想必是邻居以为我喜欢这些玩意，遂把他们收藏的同类型物件一并放了出来。
对于多出来的玩偶，老头和老太太什么都没说，我也没问，它们就待在那，在灰暗阴沉的走廊里维持一个孩子般的玩具角落。
四
日子长了，老太太渐渐习惯了白内障，步子也利落了些。我看到小区老年服务站的小伙子在发传单，把服务项目贴到楼道门禁旁：午餐、晚餐三菜一汤，提前预定，一顿15元；还提供日间看护、洗头洗澡、剪指甲按摩的上门服务，额外收费。
小伙子把传单给老太太，冲她热情介绍护理站的服务，我暗暗好笑，老太太回头就把你这传单加到她的废品里。果不其然，老太太愣愣地听了半天，临了来一句：“给我多来几张。”
护理站是从原先的车库改造过来的。四合院格局，向外的墙刷成橙色、中间的露天小院摆了6副餐桌椅，四面做成房间，标间单间的格局都有。护工既有年轻的姑娘也有利落的大姐。然而营业几个月后，我只见那里头有坐在轮椅上、说不清也听不见的少数老人。他们眼睛耷拉着、披着棉被、一副与世界断线的模样。在护理站外，其他老人该捡垃圾捡垃圾、该侃大山的侃大山，该管闲事管闲事。
我路过护理站，总看看今天是什么菜，想着自己老到哪个岁数到养老院里去呢？那时候的饭不知道多少钱一顿？那时候不婚、丁克的朋友们有没有改变主意？胡思乱想着，被一位老太太歇斯底里的骂声叫回了神。
老太太所骂的内容无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大意是她认为其老伴出轨护理站某大姐，老伴自打年轻时便如何浪荡下流，自己又如何任其支使，如今她本人年纪大了，老伴玩腻了，便趁着自己还有点能耐去干那等脏事。老太太声调顿挫有力，用词之极致露骨可说是闻所未闻，除了某些生殖器官的代号外不带一重复的字。
闲散在小区各处的老人悄咪咪地围过来，这位老太太见着有听众，声音愈发激烈，不时掺杂几声控诉的嚎叫。在围观的老人里，邻居老太太也夹杂于其中，她的头发更长了，凌乱花白地散在脑后，嘴角紧紧地往下收着。她穿过三三两两的旁人，面无表情地走过我旁边，冲一个垃圾桶走去。
我轻轻地说，你好。她没有听见，或许听见了而没意识到是叫她。
人群聚了一会儿，又像约好的散开了。只有护理站里几个坐轮椅的老人还呆呆地坐在原地，似听未听似睡未睡。他们一直在那，不打算去哪儿，也不能去哪儿。散开的老人们不朝里头看。那墙根里是更老的人、失去时间话语权的人。他们不是，他们中有人去抢购今天5毛一把的特价菠菜，有人去小区门口等孙子放学、有人回家蒸馒头、有人关上了窗和老伴大吵一架。
护理站是他们不愿迈过的墙根。墙根这头我看到斤斤计较、早起摸黑、多管闲事、七嘴八舌的老人，他们以各自的习惯守着自己的边界，关心粮食蔬菜、关心邻里八卦、关心陌生面孔，并不打算坠入一个所谓安详静谧的晚年。
晚上1点多我回到家，轻手轻脚地进了走廊，拿钥匙开门。突然听到老太太在隔壁的门里说话。她说：楼下那俩箱子能拿吗？老头没有回答，老太太又问了一遍。
在邻居的墙根里，那是他俩关心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