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乱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书中记载,1963年,尼克松去美国前总统胡佛家中,89岁的胡佛告诉尼克松,1900年他在中国亲眼目睹义和团狂热排外的杀戮暴行,胡佛夫妇回忆,官兵也参与屠杀外国人,数以千计的尸体从租界沿边河流漂浮。
庚子之乱,是世界体系对天朝的期末考试,考试结束,天朝被“记过处分,留校察看”,面临开除学籍之危险。类似于邓公改开之前说的:“搞不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天朝之前参加世界体系的考试(鸦片战争),参加东亚体系的补考(甲午战争),考试成绩均不合格。但天朝开展自强运动与尝试戊戌变法,世界体系认为,天朝考试之成绩不合格,但是学习之意愿合格。庚子之乱前,天朝保持学生的最低标准,尚没有公然违反校规。
义和团之暴动及慈禧发布《向世界上有邦交国家宣战诏书》,终于使世界体系彻底绝望。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悲哀的说:“我一生研究中国文明,可今后在国际社会眼中,中国只能跟非洲部落等量齐观。”
庚子之乱,按照革命史学的逻辑,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值得予以肯定与歌颂。革命史学的叙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学术领域完全受现实政治支配的结果。单就文字表述而言,革命史学也能做到自圆其说。“先论点,后选择性提取材料”与“截留部分材料,后论点”,是革命史学治学的重要特征。
按照现代史学的逻辑,庚子之乱,是一场狂热激进的暴力排外运动,后果是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对满清政权与义和团的作为,予以全面否定。现代史学,摆脱现实政治的过多干预,基本回归学术之正常轨道。现代史学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以“是与非”、“褒与贬”作为评判人物、事件的结论与标准,也是类似于革命史学的自圆其说,只是谬误程度不同而已。
满清经改(自强运动)失败,政改(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清之保守派,必然成为庚子之乱前唯一主持大局的当权者。格局无法突破,路径也就没有选择余地。排外,是满清保守派的身份标识与必然选择。
义和团产生于华北(河北、山东、河南为主)地区。按照清初王夫之“华夏以文化论,非以血统论”的观点,王夫之甚至提出将华北之华夏资格予以开除。民国陈寅恪在分析华北变迁的文章中说:所谓隋唐关东豪杰,其实是胡化的汉人。陈寅恪认为,隋唐时期,华北就已经是深度胡化之区域。演变到清末,华北彻底沦为“贫乏的物质+文化的贫乏”的野蛮、封闭、散沙的社会,西人东渐,正是孕育义和团的最佳地点。
庚子之乱,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在满清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暴力排外运动以直隶为中心,向北方各省蔓延。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灭洋大革命”,南方各省普遍持观望态度,没有与“满清中央”保持一致。南方各省甚至联合发动“东南互保”运动,与各国政府达成协议,表达对事件持中立之立场。庚子之乱的“东南互保”运动,对满清王朝构成的伤害,远大于革命党制造的所谓“黄花岗起义”或“自杀式袭击”。
辛亥年的革命,武昌新军的一场哗变,竟然引起南方各省的“独立”,以致于远在海外的国父孙文,惊闻国内有变,匆忙回国“指导革命”。各界翘首期待国父回归,寄望于国父携带海外筹集之巨款以支援革命。没想到国父抵达,发表“带回的,唯革命之精神”之主题演讲,使各界大失所望。
辛亥年,革命党对南方各省的影响(远谈不上控制)力极其有限。始于庚子之乱的“东南互保”,反而说明南方各省已经具备脱缰而出的意愿与能力,辛亥年,各省之“通电独立”,实质只是庚子之乱“东南互保”的改编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