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猝) 然问焉而观其知，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庄子“九征”即九种征验，“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从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标准，提出一种遴选人才的办法——“九征”。
“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从古至今都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品质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忠”指尽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而庄子的“远使之而观其忠”，是指权力中心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会不会立马牢骚满腹，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
“近使之而观其敬。”
与“远使之”相对，庄子还有一个“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否就由“对事负责制”变为“对人负责制”，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
“烦使之而观其能。”
人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能力总会有所偏长。如果要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对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庄子的“烦使之而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是一位能人。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琐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常在早晨和傍晚处理公事，听取大家意见，中间接待宾客，宴饮娱乐，使人人尽兴而公事井井有条。除了天生异禀，这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佛教上说“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处理好繁杂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后天修养。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智识是为官者又一必备条件。突然向考察对象提出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看他是否胸怀全局、应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对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应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历史上“卒然问焉”对官员加以突击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每出现一个新情况可以说都是一种“卒问”。只有对所负责的工作有详尽细致的关注了解，才能应对来自各方的“卒问”。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来指导“行”，以“行”来验证和修正“知”，这是庄子对人才综合素质加以判断的重要依据。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从“人”从“言”，词意“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诚信从来为立政之本。不仅儒家提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对诚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视，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战国商鞅就强调以诚信强国利民。唐代《贞观政要》也有类似记载，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这对唐前期的治国方略起到了积极影响。对庄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意即仓促与考察对象约定时间，来观察他的守信程度。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赴约，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而领导者想要“取信于民”则更应做好表率。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仁”在此处是廉洁的意思。古语云：公生明，廉生威。廉洁与否还会影响干部的公信力和威望。对此，庄子的考察是“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安排其管理财物。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庄子的“告之以危”，即是将考察对象置于某种危难处境中，以观察其是否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持守节操。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赴刑的谭嗣同是这么说的：“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里，“节”完全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甘愿为理想而献出生命的高贵情操了。
“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让考察对象喝醉酒，然后观察他的行为仪态。《鬼谷子》上说“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一个人内在感情有所变化的时候，会在情貌上有所表现，如歌哭、舞蹈、或怒或笑等等。而庄子以酒醉将人对自身有意无意地伪饰尽量解除，还原其本真状态，借以观察他平时不能显现的真实情志，从而对他的为人、仪表等做出接近本质的判断。这种考察方式可见庄子对人性体察之微。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色”，本义是脸色。察言观色，可以考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方法是让考察对象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通过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九种情境中观其表现，察其人品，识其能力，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之上的，全面且有针对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