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以明清史见长，早先看过他的《曹寅与康熙》，书架上放着他的《前朝梦忆》，如今读了他的《王氏之死》。
史景迁似乎对宏观叙事没什么兴趣，康乾盛世也好，末世风云也罢，史景迁看重的从来不是那些一个个载入官方史册的历史事件，而是生活在那些个时代之下的活生生的个体，无论他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他试图用一支笔走进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力图重构一副被种种宏观叙事覆盖了的芸芸众生相。
无论是《前朝梦忆》还是《曹寅与康熙》聚焦的都是些在史册里留名的人物，而《王氏之死》一书的切入点更加细微，书中的“王氏”是个生活在山东郯城县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户为妻，可是在1671年，也就是清康熙十年，她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没过多久与她私奔而出的男人抛弃了她，王氏返回了在郯城的家里，与她的丈夫任某再次生活在一起，1672年1月底的一个傍晚，王氏被任某杀死在家里，抛尸在雪地里。
这个案子一直被作者拖到了倒数第二章才跟读者见面，在此书行将结束之际，王氏才姗姗来迟。那么前面四章都在讲什么？这本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第一个是《郯城县志》，第二个是在此地任过知县的黄六鸿写的个人回忆和官箴，第三个便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者借着这三种风格各异的参考资料，用了整整四章的篇幅铺好了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路，看了前四章你大概才会明白，王氏为什么会选择私奔，为什么会惨死人手，她的人生际遇带着某种暗合大历史轨迹的必然性。
那么康熙初年的郯城县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归结起来，这是一个被天灾人祸轮番折腾的苦逼之地。
1668年7月25日一场地震袭击郯城，居民死的死，房子倒的倒，一共九千人丧命，而在此之前郯城的百姓已经遭受了五十年的磨难，从白莲教到明末战争，从蝗灾洪水，从盗匪到雪灾，五一不给这片土地带来深深的创伤，这些灾难直接导致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
黄六鸿在1670年到郯城任知县时，对这个地方有令人惊心的形容：
切照郯城，弹丸小邑，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舍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老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酸心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
老天爷不怜悯此地也就罢了，最可怕的也最致命的往往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郯城受了地震这么大的灾害，清政府的官员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才来查视灾情，而赋税的减免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获准。更加雪上加霜的事，贪污腐败横行，农民在缴税时，需要将铜钱转换为银两，官银匠垄断了这个销铸过程，随之而来的便是寻租。在银的纯度上造假，在造银块时私藏一些碎块，额外收取大笔手续费用，“火耗费”如此等等的法子，加重了农民本就沉重的负担。“乡人望城市如地狱，见差胥如狞鬼”。
穷人之中有能力的便去巴结当地有钱有势的地主，为的是想借助有钱人能够带来的税捐利益，并保护他们免受差役的骚扰，衍生出一套“包揽制度”，因为具有科名的地主可以豁免很多徭役，穷人愿意把自己的土地转到这一类特权家庭，以此分享特权。而这些追随地主的农民被称为“供丁”，而那些没有如此这样后台的人，便要承受官员转嫁而来的更加沉重的负担。
有钱人有法子逃税，穷人交不起税，后果便是郯城财政状况的全线奔溃，到1670年，郯城县已经连续拖欠13年的税款，财政危机如此巨大的郯城县政府哪还有心思跟实力去解救他的劳苦大众呢，黄六鸿知县也只有发发告示用道德层面的压力来试图阻止那些活不下去而选择自杀的老百姓。而活着的人们，也就只有在神怪之间寻找慰藉，郯城人民超乎寻常的迷信。他们尊敬女性巫者，生病了不吃药而是去咨询术士，把钱浪费在迎神赛会上。除了迷信之外，引发的还有就是暴力了，打架斗殴，家庭暴力之事比比皆是，普遍的不幸和无价值感像毒雾一样遍布这个小县。
郯城百姓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上的无力，还有来自文化、道德、伦理、与欲望、生命、本真之间的巨大冲突。特别是对于女人，更是如此。
所谓“三从四德”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条伦理道德的具体运作在继承财产这件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能让人瞠目结舌。郯城一个寡妇彭氏在死了丈夫以后，独自抚养孩子陈连，“四德”要求彭氏要做到从一而终，即使丈夫死了，也要守志一辈子。可是陈家的亲戚却百般刁难彭氏，想各种花招让她再嫁，因为“三从”的伦理秩序衍生出的清律规定，寡妇再嫁，其丈夫的所有财产尤其夫家处置。不仅是这一条律令，还有一条规定如果这个寡妇没有孩子或者孩子死了，财产也由族长选择相当之人继承。所以，陈氏三兄弟为了夺其财产，而谋杀了彭氏唯一的儿子。
从这一个案子就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道德要求她们往西，现实要求她们往东，最后只能是撕裂了自己。
史景迁费尽心思，为王氏之死足足铺垫了四个章节，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即无靠山又无魔法的王氏该怎么办呢？“逃”大概就是唯一的选择，她不曾意识到的是，时代与社会早已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氏与情人私奔而出，已经触犯律法，一路之上他们要躲避追赶，那个时代出门的旅客要被严格的检查，何况是一对罪犯。出逃以后的世界并不是海宽天空，柳暗花明，王氏的情人很快不堪重负抛弃了她，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又能逃到哪里，王氏最终选择回到郯城。
史景迁以王氏之死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刻剖析王氏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小见大，说透因果。但是，这决不仅仅是此书的唯一亮点，此书更大的亮点在于对《聊斋志异》的精准把握与运用。
县志与官员回忆录给史景迁提供的是当时社会的详实数据，正经史料，正史无意探究个体的生存境况，《聊斋志异》恰好填补了这一领域——关于寂寞、性爱与梦想。以《聊斋志异》这样的神怪小说当参考文献，看似不靠谱，因为小说终归是虚假，可是史景迁厉害的地方在于，用虚假还原出了真实。
史景迁列举了许多《聊斋志异》里的小故事，这些带着奇幻色彩的故事纵然是虚假的，可是却是现实世界的投射，每一个故事承载的人性、情感是最大的真实。而这样的真实正是王氏这个人物的最动人之处，让读者看到一个女人的真实情感，与真实选择。
蒲松龄是浪漫的，他用小说的世界为女性营造了一个个灿烂自由的梦境，以现实做底，却用奇思妙想消解世间苦难。
史景迁亦是浪漫的，他有史家的严谨态度，有文人的悲悯情怀，为蝼蚁草芥著书立传，让偶尔出现在地方志里的悲惨注脚，有了窥探时代的宏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