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变迁（1949～1957）_郑艳
三、城市居民饮食生活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饮食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统购统销带来的饮食消费模式的改变。建国前,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一直是个人的“私事”,是完全的自主行为,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粮食的控制管理,最终形成了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将居民的饮食生活也纳入到政府计划调控的范围内。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的居民口粮由各城市成立的人民政府粮食局管理。国民经济恢复初期,以粮食为中心的物价疯长,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饭问题,国家从各地调来粮食,按规定价格销售,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终于刹住了粮价上涨风,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政府为粮食的计划管理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53年11月9日政务院第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要求从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计划收购,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以通过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①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规定了市镇粮食统销按人定量供应,并发行粮票,规定了具体的供应等级和每月的粮食定量供应标准。这样统购统销的城市粮食制度就这样把城居民的日常饮食生活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主行为,要在单位等组织下有计划地进行,一个人能够消费多少粮食并决定与个人意愿,而是取决于计划中的标准。
在那个物质生活发展有限的时代,粮食几乎是整个物质生活的全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确实给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样的制度通过稳定粮食价格,稳定了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上海粮食市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两个月来,已基本上消灭了私营米商投机、操纵、囤积、抬价等等资本主义经营的恶劣作风,上海广大居民都欢欣鼓舞,从此不必再担心粮食恐慌,解放以前,那种争先恐后排队争购大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②在粮食统购统销后不久,紧接着实行了食用植物油的统购统销,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年月城市居民开始凭布票开始购买棉布。粮、油、布均需凭票供应,这标志着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进入到票证时代,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这些票证,到后来不仅食品需要票证,日用工业品的供应,从火柴、肥皂,到脸盆、胶鞋,再到手表、自行车,似乎一切都需凭票供应。在票证时代,票证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也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票证成为社会分层中等级差别的体现,大中小城市有别,不同所有制有别。《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还规定,市镇居民婚嫁、生死、死亡、分居、娇居的,均应在办理户口手续后,凭户口证件办理粮食供应的增、减、转移手续。因此,粮食等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成为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中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一年,中国内地停止从国外进口粮食,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封锁又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虽然供求关系基本平衡,但只是维持在经济
恢复时期中国没有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和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很低的基础之上的。一五计划时期,工业和基本建设增长过快,必然带动城市人口和工资总额的快速增长,城市人口比年增加万,增长,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年增长,另外,工业的增长也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原料,供求增加今但农业增长过慢,年粮食仅比年增长了,①为了防止粮食价格的波动,政府只有采取计划性质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不足,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保证了社会的基本需要。通过国家集中管理的方式,在主要农产品短缺的条件下保证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粮食消费。同时又保证了国家快速工业化资金积累和外汇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