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0日下午1时55分左右，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共有三名医护人员被砍伤，另有一位患者受伤，其中一名陶勇医生受伤最为严重，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只是一扫而过，在我看来，这是司空见惯的“医患矛盾”，直到某日我翻到《目光》这本书，才真正开始从心审视“医生”这个职业。
陶勇的经历原本符合人们对“天之骄子”的一切想象：他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毕业；35岁成了主任医师；37岁就担任博士生导师。他发表的SCI论文有79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在眼科领域，他是同龄人中绝对的佼佼者。在朋友眼中，陶勇是一个“非正常人类”，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也是一本能直立行走的百科全书，是天天打满鸡血的励志达人，也是同情心泛滥的爱心大使。陶勇仿佛天生为从医而生，用医术和仁爱，给许多眼前混沌的人带来光明和清澄，却最终无法扫除人心的戾气和恶意。陶勇被砍伤，往后余生与手术台无缘，没人会理解那种痛楚。一个一心向医的顶尖医生被砍，被砍断的，不仅仅是可以进行精密手术操作的手，还有背后一个个带着希望在等待的家庭。在陶勇受伤后，好多患者朋友放声痛哭，因为他倒下了，意味着一个希望又破灭了，有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手捐给他，因为在她眼里，陶勇的手就是她孩子的眼睛。
遇刺后，在病床上“无所事事”的日子里，陶勇有了大段时间去思考和感悟，由此有了《目光》这部随笔，全书分为生死善恶、学习教育、从医选择、立世榜样等几大模块，同时穿插着陶勇在四十不惑之时关于自我的思考，金钱观、价值观的剖析，关于信任和大爱，以及未来对盲童和科研事业的规划与展望。
于我，陶勇不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医生，而是一个有着妙手仁心的普通人，专攻于葡萄膜炎的眼科医生，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凭借自身努力进入北大医学院，他把医学当作信仰，他对每个病人都尽心尽力，他收入不高，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地铁去上班，同时，他也是一名顾不上家的丈夫和爸爸 。
受伤以后，陶勇意识到：在身体好的时候，人会完全忽略这些肢体和器官的存在；当它出问题了，才一下子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我们常常太过专注于我们的心思而忽略我们的身体，实则身体是一台庞大复杂又精密计算的机器，任何一个零件一旦出故障，就会影响它看似理所当然的运行。
砍伤陶勇的那个人，其实只是一个在漫长痛苦的求医之路上没人在乎与拯救其扭曲心理，一个彻底绝望、试图轻生的病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偏执的杀人狂魔，而陶勇不幸成为他的陪葬品。
面对至暗时刻，陶勇说：慢慢地，我开始不再纠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我为什么要遭此厄运。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用其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人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外界事物与你的反应之间，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想如今我有此遭遇，也许就是生死边界的一次考验一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段独特经历，让我从医生变成患者，真正体会一下在死亡边缘的感受，对患者的心态更加理解，对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对从医的使命更加坚定。
行医二十年，陶勇发现医学和禅宗有共通之处。起初学医时，他的眼里只有病，看病就是病，找出病因，对症下药；慢慢地，他开始看人，病是一个人身上存在的，它不会无缘无故而来，而是这个人所食所饮、所思所想和所接触的人与事一点点诱发而生，所以不关注人，治病也治不了他的心。就像伤害陶勇的这个人，他需要救治的不仅仅是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希望。
其实，做医生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刚从业的年轻医生，技术和能力没有那么成熟，面对复杂的病症会感到焦虑和害怕；再者，年轻医生往往不被患者信任；门诊量大，还要值夜班、查病房，常年无休，在这样的重压下，收入却很微薄，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学相比，内心的冲击和落差感巨大，所以很多年轻医生往往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放弃。但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选择，打败病魔，拯救一个人的身体，挽救一个家庭，这种价值感又是如此无与伦比。陶勇说：“在我受伤的那段时间，其实真正让我想开的就是这些患者朋友。有时我很庆幸自己是医生，因为这个职业，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人间百态，众生万象，因为疾病汇集到我的面前，透过疾病我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能够帮到他们，我感觉特别幸福。”
诚然私立医院的病人素质高，医生待遇也好，但陶勇斟酌再三还是坚守在了公立医院，他之所以那么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病人——陶勇舍不得他们，长期的相处，他和病人们慢慢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不像医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更像战友，而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如果陶勇放弃了，他有种背信弃义的感觉。有时候，陶勇认为不是他在救治病人，反而是病人在救治自己，在陶勇孤独、迷茫的时候给予力量和希望，如同他对他们那样。另一方面，如果陶勇去私立医院，接触的病例从数量上和复杂程度上都将大大缩水，他会拿着一笔丰厚的收入，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后，他还是这个水平，也许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的，但在陶勇心中，这和自己的初衷完全背离。
葡萄膜炎极为凶险，占致盲原因的第三位，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有能力从事这一领域的不过数十位，而患有此类疾病的患者占眼科就诊人数的1%。无数阻碍横亘在这1%的想要得到救助的患者面前，然而就是这1%的世界，给过陶勇太多太多的感动。
有人觉得，医院里的人见惯生死，早已变得冷漠无情，其实不然，正是因为见惯了生死，医生才更加看淡一些表象的东西，而生命才显得愈发珍贵。有些患者觉得医护人员没有耐心，其实他们是想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提高治愈的效率，在繁忙嘈杂的医院里，没有这份果断是很难给患者安全感的。
透过《目光》这本书，我看到人间疾苦：比如天赐和他爸爸。一个孩子在两岁被确诊眼底恶性肿瘤后的每一天，都在学着接受自己逐渐变成盲人的事实；也不忍去想一个有着这样病重孩子的家庭，他父母家人们的挣扎与绝望。
《积极心理学》有一个观点：成年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分为两种：一种是溺水模式，就是认为只有解脱的那一刻才会幸福，在此之前都要忍受痛苦。比如，有些人认为，发财了就幸福了，找到一个爱人就幸福了……而在实现此目标前，就是得忍耐痛苦的过程。另一种是春游模式，就是整个环节从过程到结果都是快乐的。就像我们童年听到春游的通知会开心得跳起，会回到家快乐地做准备，然后坐上大巴愉快地和同学们聊天，到了目的地后的每一刻都十足兴奋，整个过程洋溢着幸福的感觉。成年后，我们很难再有这种感觉，慢慢地从春游模式变成了溺水模式，其实是对幸福的感知力开始变弱，当一个人对幸福的感知力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很难体会到幸福。但于陶勇来说，因为接触的病患太多，见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他对自己拥有的格外珍惜和知足。
我们无法想象，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对于一个因为贫穷无钱医治疾病的人来说，一万块钱是多么重要。其实老天给予我们的已足够多：能每天睁开眼看到天空，可以住在一个无须忍受暑寒的房子，可以步行走到地铁站，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都值得我们感恩。
相比起眼盲，心盲更可怕。现代社会压力重重，很多人迷失于十字街口。面对事业的受挫、爱情的背叛、财富的崩盘、亲人的离去，就算拥有健全的身体也难免会遭受心理的创伤，有些人因此一蹶不振、自甘堕落，也有人伤痕累累、病入膏肓。要解决这些，首先要找到信仰，它是迷失时远方的灯塔，也是痛苦时的一种安慰。当人有了信仰，物质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唯一寻求的人生目标。
关于医患矛盾，陶勇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患关系紧张，也许源头是信任的缺失。”在他看来，原本是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因为一些负面的个例，让整个大环境变得敏感：为医者不得不小心谨慎，遵循着各项规定办事；为患者不得不到处搜寻、打听，托关系、找门路，生怕被误诊或诓骗。这样也就造成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明明可以靠医生经验判断的病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让患者去做大量的检测；明明可以和患者多沟通一些诊后的结果预判，但害怕无法肯定的言语会变成患者偷录下来的投诉证据，只得闭口不言。而患者因为不信任医生，不得不多挂一些医院的号，问遍之后才敢确定哪个医生说得更准确一些。这样下来，恶性循环，医生也累，病人更累。
还有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陶勇也有自己的见解：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优质医疗资源太少，患者往往一窝蜂往大医院扎，而有近一半的医疗资源是被浪费的。如何能有效地利用好基层医疗机构，发挥出它们应有的功能？国家目前主推的分级诊疗——小病就应该在小医院看，大病再转到大医院就诊——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然而具体执行起来的确存有困难——作为患者，他们常常无法分辨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很多疾病初期往往无法断定它的严重性，若一开始以为是小病，结果拖成大病，那么最后会导致人财两失。
天下无盲，这是陶勇的毕生追求。他相信，这并非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是可以通过科技的革新得以实现。他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天下无盲的行动中，搞科研的、开发人工智能的、研究有机生物的、从事公益慈善的人士等等，每个人都能为未来医疗努力一小步，那么很多现在无法攻克的疾病，都将会被一个个治愈。
有人时，形如少年；无人时，也能安然自处。不为功名所累，不受情绪所控，永葆初心，心中坚定，沉默亦如雷。那个叫陶勇的医生，活得简单又真实，赤子一样投入他的医疗事业，享受灵魂的充实和幸福。因为陶勇，我重新对医生这个职业肃然起敬，原来还是有悬壶济世，对病人真诚相待的好医生。我愿意为这样的人热泪盈眶，希望陶勇医生能用自己的经历唤醒社会更多的良知，也换来更多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