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在城里被打了，打得头破血流，他还得赔偿打他的人八百块钱，在老家村里几乎人人都知道。

那是我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手机铃声响了，我看了看手机屏，是个陌生电话。

“哪位？”“我是文兴！”有啥事吗？”“我想急用几百块钱，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我现在上班，比较忙，你要是钱用的急，就让我爱人给你送过去”。我把爱人手机号发给了文兴。

我从小在老家长大，文兴在老家是出了名的老实头。文兴总共弟兄俩，弟弟叫武得，俩人个子差不多，都是细不了条的瘦个子，活像冬日里高高的麻杆。我见他俩穿的衣服从来都是劳动尼，干活儿不干活儿，肩上总是挂着磨了又磨的旧垫肩，像烙饼一样围着长长的脖子。要说他俩和我是亲戚关系，我也弄不清是哪门子亲戚。只是记得他俩称呼我母亲四姐，我们弟兄称呼他母亲舅姥姥。他家里比较穷，说话有时候还结结巴巴，文兴字眼浅，只读了几年小学。武得虽然比文兴小，但比文兴还灵便一些，而且还学过武术，邻居们说几个人对付他，到他面前都不是对手。按理说，我们都应该叫他俩舅舅，可是从来没有叫过，也没感觉是多近的亲戚。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是，文兴经常帮助我家推土拉粪，我在前面拉车，长长粗粗的麻绳，有时候放到肩上都驮不动，文兴一旦小推车推快了，我拉车的绳子就会松松垮垮地拖到地上。文兴逗我说，要是驴子拉车，总会要挨几鞭子的。一到农忙，文兴和武得弟兄俩总是抽空就来我家帮忙，干活后母亲总要留他们俩来家吃饭，吃饭时我们都是围坐在堂屋门口的石头桌子旁，每每母亲把香喷喷的烙饼端到石头桌子上，他俩总是说，四姐烙的饼真好吃。那时候我父亲在县里上班，我家里缺劳力，他俩有的是力气，从来不知疲倦地帮助我们家。

后来我考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县城工作，而文兴和武得还在农村，我们彼此也没有什么交往。文兴经常在县里蹬三轮车，挣几个零花钱，这样手头也不那么紧巴。我知道，文兴老实巴交，没学会匠人，无论到哪里打工，都是当小工干零活，挣得不多，还尽受人欺负。

我下班回家后，爱人在厨房炒菜，我侧膀靠在厨房门框上，用拇指和食指打配合，把花生米剥开，把花生仁的红衣服捻掉，白胖胖的花生米一个一个扔到嘴里。爱人回头给我说，“别老是吃那花生，油大！”我说，“我就吃，你住海边？”“你走到大街上看有人管你没？”她接着说，“老家来人了，文兴来借钱了，没说啥借钱做啥，只是说急用钱，我借给了他八百元钱”。我对爱人说，“文兴也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让他找你”。待我们围坐饭桌吃饭时，爱人接着说，这老文兴老实巴交的，连说声谢谢的话都没有，头上裹着个绷带，急匆匆就走了。

过了几年，爱人说，文兴借钱也不说还。我说，他比较穷，就当是我们扶贫了，乡里乡亲的，他没啥本事，常受人欺负。又过了几年，我不在家，文兴的弟弟武得去家里还了八百元钱，走的时候不停地给我爱人说，他代表文兴表示感谢。

后来我偶遇武得，问起了文兴情况，又谈到曾经借钱的事情，他说当时是文兴蹬三轮车，撞住了城里一个地痞，地痞用手机砸文兴的头部，砸得他头部全都是疙瘩，还流了血，并讹文兴说让赔他手机八百元钱。

明明是你用自己手机砸文兴的头部，自己砸坏了自己的手机，反而讹文兴赔偿他手机，真是天理不容。武得给我说的时候，身子都在颤抖。武得还对我说，那时候，文兴借了你钱，也不好意思给你再添更多的麻烦，他也更没钱去打官司，毕竟还在人家地盘上蹬三轮，当时就咽了那口气。

周末我爱人提醒我，一起回老家看看。见了文兴和武得，看到他俩年纪都大了，说话有些语无伦次。当我问及当年是谁打你的头，又怎么让你赔钱的。他死活不说是谁打的，他只说“我撞了人家，是我不对。这么多年了,都忘了吧。不打不相识，咱讹不过人家，咱还敬不过人家，人没有治倒的，只有敬倒的。我去县城，经常给他家带些白菜萝卜红薯，城里人也不容易，吃啥东西都得买”。

后来那几年，我在县城蹬三轮，没再受过欺负。打我的那个家伙儿，后来有他给我罩着。他打过我，后来也帮了我。说起来都是家长里短，计较那么多做啥，谁让咱不是城里人。打我那家伙儿，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被拘留，我还蹬着三轮车去拘留所接他，为他担保出来。派出所问过我那家伙儿情况，我说事情都过去了，我没啥。那家伙儿后来给我说，“你是个好人，打你是我的不对，讹你更不对”。后来他还把讹我的钱退给了我。那家伙儿真的改邪归正了，也是好事情，坏人不一定都进班房去教育，坏人也会变好。

我握着文兴的手，无言以对。我说城里人哪个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城里人不能欺负农村人，公道天理自在。告别文兴和武得，从老家农村回县城的路其实并不远，但我总感觉路途何其遥远，只有当看到城里明亮的路灯，才猛地把我从思绪里拉回，仿佛黑夜的灵魂透出丝丝曙光。

银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