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写论文的时候提到过，数据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以前的生产要素一般是包括劳动、土地、资金等。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点到为止，并没有进行深挖。最近看刘擎老师《2019西方思想年度评述》一文中的，感到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好好探讨。
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加税是传统左派的方案，但杨安泽的思路与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给本州居民发放的津贴作对比，这项津贴来源于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润。因为油矿本身是该州居民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理应分出一部分让共同财产的每一个所有者（无论贫富）共同受益，它的正当性依据完全不同于所谓“劫富济贫”的加税。以此类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们每个人的“数据”，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理应由用户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在竞选中提出了“数据财产权”的概念，主张“数字数据应当被当作一种财产权（a property right）”。虽然杨安泽没有充分论述全民基本收入与数字财产权之间的关联，但在他竞选网站关于“数据作为财产权”的陈述中包括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主张“让人们分享由于他们的数据产生的经济价值”。这蕴含了一个新颖的理念：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时候，使用了网民们有形或无形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应当无差异地让所有相关者分享。这是一种基于共同所有权的普遍受益观念，不同于传统左派的思路。所以，杨安泽有理由宣称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进派”（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无论他是否成为民主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将被人铭记。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付出劳动获得工资，出租土地得到租金，投资资本得到利息。这些生产要素都帮助企业开展生产活动，所以能够获得回报。那现在，我们投入数据，帮助企业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企业是不是也应当给我们回报？
这一逻辑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估计这些大数据公司会说，但是用户也享受了我们提供的免费服务啊，比如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等等，那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听上去也有一定的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用户在互联网上提供各类原创内容，其实是可以获得收益的，平台会给一定的广告分成给用户，其他用户也可以打赏。有些平台为了引流，甚至会花钱聘请一些写手开设专栏。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区分我们提供给平台的数据或内容，是我们主动提供的，还是我们被动地被平台收集的。我们主动提供的数据或内容，得到一定的回报自然是非常合理的。那我们被动地被平台收集的数据或内容，是否也能向平台索取一定的回报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企业只投入一种要素，就是数据，然后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服务，并从中获得广告收入。如果企业提供服务的成本很低，而我们数据的价值非常高，广告费很高。很显然，企业可以从中获益。而用户虽然觉得自己享受了免费的服务，很开心，但事实上是在做亏本的买卖。这个时候企业有剩余利润，这部分利润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像股权投资一样，有剩余利润的索取权？另外，如果公司亏本了怎么办？
2020-03-25 续
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大数据是不是使得计划经济成为可能。赞成一派的逻辑也比较简单。如果我们能通过大数据的方法知道每个人的偏好选择，就可以很好地实现资源的配置，也就不需要市场这种存在问题的手了。
看着好像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但我们想想，其实这一派描述的就是经济学里的，社会计划者 social planner。高级一点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求解均衡问题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有两种方法求解，一种是分别求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企业的最优化问题，然后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得到竞争均衡。另一种方法是考虑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所有的决策由一个社会计划者（上帝）作出（帕累托最优）。
然后有两个很有名气的定理。在更一般的情形下，只要满足一些限制条件，下述的说法都成立：
- 一个竞争均衡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第一福利定理）
- 一个帕累托最优是一个竞争均衡（第二福利定理）
也就是说，其实市场均衡的结果和社会计划者作决策的结果是到头来是一样的。一般来说，现在我们觉得市场得到的结果效率更高一些，计划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当然市场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回导致经济危机。
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觉得可以用大数据进行计划，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然，这肯定是一种很理想的情况。其实吧，相比于从计划入手，可能还是从市场入手更加可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的作用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利用这些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搜索成本，使得经济地运行效率得到提升。
既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其研究大数据计划经济这种现在听上去还是空中楼阁的东西，倒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如何使用大数据提升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反正都是殊途同归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