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共的“应对”方略

（1）

武汉三镇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只有汉口江岸的租界一带没有动静。

在第三特别区，也就是原英租界，在天津路和合作路之间，有一幢四层楼的西式红色建筑沿马路一字儿排开。这里每天都进出许多人，对租界外抓捕共产党好像一概不知。

这座楼房是前两年才修建的，现在看起来还满簇新。楼房属砖混结构，三层正楼一层气屋，豪华气派。原来这是一家出租的公寓，英文写着：Dining Room，意思是吃饭的地方。后来为了方便，也就有人干脆就把它叫做“德林公寓”了。

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在汉口做生意的有钱人，其中还有一些外国人。

现在，中共中央把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秘密迁到了这里。

时近黄昏，在一间卧室兼会客室的小屋子里，有几个人正在小声议论着。尽管是盛夏闷热的天地，尽管天快要黑了，但此屋的窗帘还是拉得很严。

汗水像滤网中的水滴不停地往下淌，几乎让屋里的人睁不开眼。即使有人手中扇着蒲扇，但只要停下来，就会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屋子里是沉闷的，同时又是炽热难耐的，但得到的消息却是清新而令人振奋的。因为南昌暴动成功的消息已经传来，使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

屋子里有一个外国人三个中国人。外国人高大但不魁梧，是新上任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中国人有两个戴着眼镜，他们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张太雷，另外那个高个子的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

几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开会议论南昌暴动的风险问题，所以派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追赶另一常委周恩来，要全权负责南昌暴动的周恩来见机行事。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南昌暴动成功的消息已经传来，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

根据前几天加仑将军的分析，南昌暴动只能从张发奎的部队中拉出五千到八千人，这是经过对有绝对把握的部队的计算，所以大家对暴动是否成功是抱着很大顾虑的，再加上共产国际那份没有成功的把握就不能发动的电报，于是不得不派张国焘去叮嘱周恩来要慎重。可现在的事实是暴动成功了，而且在原来的估计中还多出了一万多人，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2）

罗明纳兹在屋子里来回地转着圈，显然他也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所触及，尽管他当初对暴动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因此他的态度也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用俄语对瞿秋白和张太雷说：“我要向国际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准确地说，应该是南昌发生的一切。看来中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到了穷途末路。南昌，我们已经看见了曙光！”

罗明纳兹是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与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是同乡。在所有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以往的国际代表，大都是阅历丰富且经历复杂的人，可他不是，他是一个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新人，论年龄，只有二十九岁，说经历，几乎是直线形的。

十月革命胜利时他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一直在机关做共青团工作。当然，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不能单方面去看一个人的，既然斯大林派他来中国，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也许他真有些过人之处。

罗明纳兹一到武汉，就马上投入工作。他是七月二十三日那天到达汉口的，在还没有见到前任代表鲍罗廷之前，他就马上召集中共临时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开会，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给中共中央以前的工作来了个彻底否定。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间屋子，罗明纳兹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冲着懂俄语的瞿秋白喊道：“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由我全权负责。我是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错误的，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以后，由我来指导你们如何工作。”

那时，刚从庐山回来的瞿秋白一听这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俄国人如此的狂言，心里就有些不愉快。罗明纳兹的话给瞿秋白的第一印象是狂妄自大，或者说，外国人在瞿秋白的眼里都有这种毛病。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

但是，目前大革命失败让谁也不痛快，这就像一个癌症患者，无论你用尽心机怎样去医治照料，但到头来病人还是死了，这时却有人说，你以前所做的努力完全是错的，这你能同意吗？

所以瞿秋白心里在发凉，继而又开始愤怒。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做到那种表面上看来是谦恭和温文尔雅的表情。他不希望在第一次见面时双方就闹得很僵，因此心里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他觉得共产国际太不负责，怎么派这么一个“楞头青”来，见面就给对方增添不愉快。

（3）

几天之后，罗明纳兹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这可能是他见到前任代表鲍罗廷后，才逐渐了解到了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才有所改变的缘故吧。

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归功于这位在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了几年的“老鲍”，他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兼外交家，不然罗明纳兹可能要像机器那样一直“转”下去，这就很危险，特别是在现在这种人心涣散之际，他那种不讲策略的“一刀切”方式，可能会导致与自己愿望相反的结果。

瞿秋白听到罗明纳兹要向国际报告南昌暴动成功之事，心里马上“激灵”了一下，这倒不是由于兴奋所致而产生的那种共鸣，而是增添了担心的成分。

国际，对于瞿秋白来说，那是至高无上的。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向国际报告，肯定是说不通，但此时向国际报告，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万一事出意外，这怎么办？

因此，瞿秋白对罗明纳兹的提议，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而是把话题转在另一个问题上。他用俄语对罗明纳兹说：“尊敬的代表先生，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紧急会议如何召开的问题了吧？”

罗明纳兹好像还沉浸在南昌暴动的成功之中，但一听瞿秋白的话还是马上反应了过来，而且愉快地说：“对的，现在是时候了！”

“《报告》由谁来写？”坐在一边的张太雷也用俄语问道。因为他曾担任过各种会议的秘书兼翻译，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于是马上就把它先提出来。

“这个《报告》还是我来写吧！”瞿秋白用汉语向张太雷说。

“不，这个《报告》由我来写！”罗明纳兹虽然不懂汉语，但他猜出了瞿秋白的话的大致意思，更准确地讲，他必须参与《报告》的起草，因为他要为共产国际负责，必须把国际的精神与路线，不折不扣地贯彻在《报告》中去，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意思，关于《报告》的起草，他必须争取主动。

罗明纳兹说：“这次会议必须以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为宗旨，然后号召中共党员，立即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赤色暴动。”

“这次会议陈独秀也参加吗？”张太雷用俄语问道。

瞿秋白听后马上想说什么，可罗明纳兹已经抢了先，他几乎是呵斥：“这次会议要宣布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他本人没必要参加！”

瞿秋白听后，“腾”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扇子丢在了桌上，也在屋子里转起了圈。罗明纳兹什么都想占先的做法，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说：“陈独秀还是个党员嘛，关于他问题的会议怎么就不让他参加呢？”

“是的，大革命失败了，这不应该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张太雷用俄语说。

罗明纳兹见他们二人都反对这个提议，只好拿出杀手锏来。平心而论，他也觉得这有些不妥，但这是政治，政治是无情的。在中国的大革命中，陈独秀究竟有多少错误多大错误？共产国际应该是知道的。

确切地说，不让陈独秀参加这个会议，是国际的指示，而国际又得遵从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准确地说，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于是，他把口气放缓和了些，向瞿秋白和张太雷说：“关于陈独秀不参加会议，并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国际的意见，请你们谅解！”

“好吧，那就这样吧。事情已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瞿秋白无奈地摊开双手用俄语说。接着，他用汉语对张太雷说：“泰来兄去告诉罗迈，请他找好开会地址，我和这位罗明代表负责会议的《报告》。”

（4）

从码头奔来的两辆黄包车躲过了军警的追捕后跑进了租界。

他们一前一后，总保持着一段距离。如果不仔细看，他们和来往的各路黄包车没什么区别，因为都在大街上奔跑，谁能分清那是哪呀？但仔细一看，再稍加对比，就能断定这两辆黄包车有一点默契，因为它们的距离、速度和方向居然一致。

在俄租界三教街的一个巷子里，黄包车停了下来。

一个女人下了车，她付了钱后连头也不回就进了巷子。黄包车夫也鸣着号招徕顾客马上离开了这里。

一会儿后，第二辆黄包车也停在这里。

一个男人搬着藤箱下了车，付过钱后也进了巷子。

在一间不大而光线灰暗的屋子里，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尽管是夏天，但他们没有打开窗帘，这就显得屋子里光线很暗，同时也很闷热。

一个人说：“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接下来我们湖北省委该实施《鄂南暴动计划》了。”

另一个说：“这是一项重要的行动，要和中央的计划一致。在行动之前，我们必须听中央的。”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又一个声音冒了出来：“听中央，听中央？如果还是那个姓陈的掌舵，我们都得上断头台。”

“听说中央已经改组，最近还得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大家不要在这里随便议论，还是谈谈我们的鄂南计划吧。”这是第一个说话人的声音。

此时，有人敲门，“咚咚咚”三下，特别有节奏的三下。

“九姐，你去开一下门，看是谁来了。”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对那女的说。

一会儿后，叫九姐的人带进来一男一女，并对叫他开门的人说：“罗书记，他们来了。”

这位罗书记马上站起来，然后迎着那男的问道：“向东，德峰怎样？他撤出来了吗？”

“还没有。德峰说，要找个适当的时候。要我们不要担心，他会有办法的。”叫向东的人平静地说，“这不？他把爱人先交给我‘带’回来了。”

“原来是元德嫂子，幸会幸会！”叫罗书记的人马上对那女的笑着打招呼。

这时，那位九姐马上叫道：“什么呀，人家还没结婚呢，叫嫂子是不是早了点？”

“哎哟，你看我这嘴，就是管不住自己。”罗书记诡秘地一笑。

进门的那女人马上说：“没关系的，看来你们都是德峰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帮助！”

原来，这里是中共湖北省委的机关联络点，刚才这几位是中共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叫罗书记的是省委书记罗亦农，叫九姐的是省委妇女部长向警予，另一个是农民部长任旭。此时组织部长陈乔年去了武昌，宣传部长郑超麟去了汉阳，军委书记董必武和工人部长项英因病请了假。不然，整个省委的班子成员也就齐了。

他们说的“德峰”是还在武汉市公安局任局长的吴德峰，由于国民党开始屠共，吴德峰在公安局还没撤出来，这让罗亦农非常担心，所以就派这个叫“向东”的人去武昌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不，没把吴德峰本人带回来，却带来了他的未婚妻戚元德，也算是没白跑吧。

向东的本名叫符福山，字向东。由于要出去行动，他已改名为符向一，言外之意是向着一个方向奋斗。他本是广东省琼海县人，去年随北伐军进入武汉，因擅长农民运动，就被党组织留在了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市农民协会。

但是，现在国民党已彻底反共了，农民协会已经转入地下，因此符向一只得回到省委听候调遣。他刚进入省委，就被派往武昌去通知各级党组织立即隐蔽起来，同时还肩负着通知在武昌的中央级领导加强隐蔽。

向警予带着戚元德走了，屋子里只剩下罗亦农、任旭和符向一三人。这时，罗亦农问符向一：“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这两天，南昌暴动的消息把这些龟孙子给吓倒了，所以查得很严。本来都脱身了，可是被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那两个家伙给认出来了，真晦气！不过，还是被我给甩掉了。”符向一说。

“看来，下次行动得化化装，否则就危险了。”任旭说。

（5）

“见到毛泽东了吗？”罗亦农问。

“没有，听说回湖南了。不过，请放心，你要我给他送的信已经送到。”符向一说。

“见到老头子了吗？”罗亦农又问。他所说的老头子，那是指陈独秀。

“也没见着。待我去南郊的那个工厂时，厂里已经没人。听说那里抓我们的人很厉害，他们刚一来见势头不对就又走了。”符向一说。

“该不会出问题吧？”罗亦农像是问符向一，又像是问自己。毕竟，陈独秀再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共产党的一面旗呀。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他还是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的父亲呢，所以罗亦农非常担心。

“不会的。”符向一肯定地回答道，“我已打听了，那个厂里几乎就没多少工人，至于我们的组织，有没有还不一定呢，所以我断定他不会被抓，肯定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但愿如此吧！”罗亦农说道，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向东同志，省委对你的农运工作很赏识，准备派你去鄂南工作，你有没有意见补充？”

“既然变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我没什么意见！”符向一坚定地回答道。

罗亦农高兴地说：“那好，我有事得先走一步，具体情况由任旭同志和你谈。”

这时，符向一才开始注意起剩下的任旭来。这是一个比他还年轻几岁的人，但脸却老是绷着，显得很严肃的样子。他说：“老符同志，省委受中央委托，搞了一个两湖暴动计划。为了和湘省呼应，我们鄂省的暴动首先确定在鄂南。由于你对鄂南地区比较熟悉，所以省委决定，派你到鄂南去工作，在短时期内拉起一支革命武装来。”

“好的，什么时候动身？”符向一聚精会神地听着，深恐漏掉了一个字。

任旭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他说：“省委的意思是要你先打前站，其他同志随后就到。别慌，我们得商量一下在什么地方下刀。”

说完，任旭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张湖北省的地图。这是在租界内的华文书店里才有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地图。

任旭指着地图说：“这里是咸宁县，在它以南的通城、崇阳、通山又背靠幕阜山，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只要我们抓住咸宁再向南发展，就可以和湘赣相呼应。这里原来有我们的党组织，你到了那里，先把群众发动起来再说。”

任旭说完话后收起了地图，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包裹来：“我这里有两百块大洋，这是你的活动经费。到了那里，先去找当地的农民协会联系。由于到处都在反共杀人，农村中的土豪劣绅肯定也不会消停，所以你得想办法与当地的农运骨干联系上。你在那里工作过，这一点就用不着多说了。”

符向一接过银包，然后看着任旭说：“任部长，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的！”

任旭站起来伸出了手，他拍着符向一的肩头说：“好的，你走后，我们会陆续派干部来协助你的。”

（6）

在德林公寓的另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也在小声地议论着。尽管天地很热，他们也还是垂下了窗帘。这里没有外国人，而是一高一矮两个中国人。

高个子穿着一身灰色的夏布短衫，身材高挑，淡淡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尤其突出的是左眉心上边沿有一颗黑痣。他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扇着，说起话来一口京腔。

矮个子是一个四川人，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褂，虽然身材矮了一些但很结实，咋看起来很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可就在这张娃娃脸上却有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

高个子说着一口北京话，矮个子却说着四川中部广安一带利索的方言。这二人一问一答，好像在嘀咕着什么事。

原来，这间屋子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办事处，高个子是中共临时中央秘书长邓中夏，矮个子是秘书邓小平。

邓中夏本来是跟李立三一起去南昌策动暴动的，但却在九江就被周恩来派遣折返了回来。

在九江举行的策动南昌暴动的会议上，在讨论暴动后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问题时，邓中夏和谭平山站在一起，他们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认为这样做势必引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而李立三和恽代英却不这样想，认为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谈不上真正的土地革命，于是双方发生了分歧，后来是周恩来赶到了九江，把会议所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辨析，使大家统一了认识。

之后，邓中夏受周恩来的派遣把南昌暴动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

邓中夏外表文静而内心却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就促使他总想在外边去溜达。他身为秘书长可在机关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前两天刚回来就又想走，可瞿秋白没有让他走，而是要他负责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召开。

于是，他负责的秘书处就开始了寻找会址的工作。邓中夏是湖南宜章人，但多年在外奔波练就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熟悉那个地方方言的能力。在去广东之前，他说得一口北京话，到了广州后粤语也会了，后来在上海，上海话也会了一些，目前湖北话他也学会了很多。当时有同事认为他鹦鹉学舌，不搞正经，可没想到眼下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需要秘密隐蔽时，他的这种“鹦鹉学舌”的特长居然给秘密工作带来了方便。

（7）

在汉口租界内，邓中夏操着一口上海话到处去号房子。他装着老板的模样，带着由顾顺章给他派在身边的几个上海来的纠察队员，有时也单身出去，身边只带着邓小平。今天他们在三教街发现了一处房子，在俄租界的地面上。现在他和邓小平就正在议论着这件事。

邓小平是刚刚安排在中央秘书处不久的一个来自陕西的专职秘书。他原名邓希贤，本来是四川广安人，只因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呆了五年零二个月，后来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十一个月之久，在西北军阀冯玉祥访苏后，他和另一四川老乡刘伯坚一起奉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国帮助冯玉祥建立国民军。

哪知马日事变后，冯玉祥越来越靠向蒋介石，后来竟把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这样邓希贤就只得从西安流落到武汉，然后找到了正准备从公开转入秘密的中共中央，被中央任命为秘书处秘书。为适应秘密环境下的工作，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中央秘书处原计划应该有八位专职秘书，但有的任命后没有到位，有的到位后又因别的工作离开了中央，目前在中央负责秘书工作的就只有这个矮个子的邓小平。邓小平言语不多，行动却很干练，而且细心。

当邓中夏问他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地址找到没有，他却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一个笔记本来，然后一一向邓中夏汇报。他说，现在找到了一处地址，但并不理想，因为这确实不像个开会的地方，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也只有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由于邓小平初来乍到，对汉口的租界并不熟悉。当邓中夏给他安排这个寻找会址的工作后，他就十分留心起汉口江岸的租界地形来。这几天里，尽管天气很热，尽管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但他还是在中共湖北省委秘密交通员的配合下到处查看房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举行中央这次紧急会议。

邓中夏叮嘱他寻找地址的原则是要绝对安全，因此遵循这个原则，他就在中共地下组织所涉猎的范围内开始寻找起来。他认为，要绝对安全，第一，只有在租界内的偏僻处，第二，最好是俄租界，当然现在已经叫第一特区，第三，这个地方还得四通八达，一旦遇到危险可以随时转移，而且分多路转移。要先达到这三个要求，才去考察此地的房屋结构、面积、起居等等因素。

（8）

忙了几天，他们终于在俄租界的三教街找到了一处能具备上述要求的地方。这里地处江岸算是偏僻，房屋有后门，能直通江边，更理想的是屋顶还有天窗可以直通旁边的房屋，然后从另一条路离开此地。

关于屋顶，邓小平还亲自去走了一趟，证明了这条路确实可通。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并不完美，找到了这个在安全问题有绝对保障的地方，但在其他条件上却很差，比如，里面的房间太窄，大都是住人的单身住房，哪里像个开会的地方哟！

第二，就是起居问题，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饮食怎么办？那上面又没有餐具，更没有厨房。天气这么热，一个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出气还感到困难，不要说几十个人在一间小屋子。

等等等等问题，让邓小平感到气闷，所以他把问题都一一记下来，详细地报告给邓中夏。

邓中夏听后，把手里的烟头轻轻地丢在了地上，然后用脚踩了踩。这才说：“小平同志，这几天你辛苦了，现在是安全第一，既然你找到的这个地方在安全上这样合适，那就这个地方吧。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应尽量去克服。另外，以后的工作可能更为艰苦，你作为成天跟文字打交道的秘书，不要凡事都往本子上记，有时还得用心去记，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与环境，你说对吗？”

“是的，我记住了。”邓小平谦恭地说，然后又请示了下一步工作。

邓中夏说：“我们已经通过湖北省委的各交通站去通知在武汉地区秘密居住的中央委员来开会，你负责接待工作。记住，来一个就让他先住进你寻找的那个地方，要分别进去，不要被外人看见那里人来人往的。”

“是的，我记住了！”邓小平像个军人，他双手垂肩端端站在邓中夏面前说道。其实，他还没有改掉在冯玉祥部队里讲话的习惯，一旦给学员们讲话，他都是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