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汪精卫的“清共”行动

（1）

庐山，位于汉口东南两千多公里的江西省北部，在屯兵重镇九江以南的三十公里处。相传周代时有匡氏兄弟七人来这里修道，他们结庐为舍，后人就以此得名庐山。庐山有些奇特。这里除了层峦叠嶂，陡峭险峻，就是气候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每年一到夏天，庐山气温相对稳定，气候凉爽。此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多数时间烟雾缭绕，云海茫茫。

尽管庐山险峻，可是在它的中心地带却有一块平地，因这里周围的山石奇特，乍看起来像一头头直往前奔的牯牛，因此得名牯岭。一八九六年英国传教士李德来到牯岭，他发现这里可以建造一座座避暑山庄，于是便通过与清政府签约的办法获得了这块山间平地——牯岭的使用权。到了现在，这里已经有五百多栋别墅，英、美、德、法等不同风格应有尽有，真成了名满天下的“云中之城”。

牯岭是庐山的中心地带，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修了许多度假别墅，同时也有外国人开的饭店。在外国饭店中，以英国人的仙岩客寓较为有名。

这几天来庐山避暑的人依然很多。但是，自汪精卫到庐山后，牯岭也来了军队。他们把持着各个路口，实行了戒严。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一切闲杂人等，统统不得入内。

汪精卫在牯岭一栋豪华的别墅里已经住了快一周。他是七月二十八日上庐山的。到庐山，他名为避暑，实则是帮助张发奎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分子。

开始，汪精卫准备在牯岭先解除叶挺和贺龙的军权，但是叶挺和贺龙并没有上山来，继而他又派张发奎下山去“请”叶挺和贺龙。当然，这个“请”未免说得体面了些，实际却是下山去追究叶挺和贺龙为什么不听命令。

（2）

天还没大亮，汪精卫在中常委员顾孟余的陪同下准备去日照峰看日出。在曲径的山路上，他们手牵着手，仿佛像一对恋人。尽管昨晚已在他们经过的路上派了岗哨，但在寂静无人的山路上还是显得很冷清。

一路上，汪精卫一言不发。顾孟余倒是像个贴身保姆问长问短，悉心照料。

此时，汪精卫一边走一边在思考问题。他知道，目前的形势对他们并不是有利。自正式“分共”以后，在武汉与南昌，共产党的活动仍然很频繁。工厂里工人要罢工，甚至要暴动，农村里农民要分田，要杀地主与豪绅，而一些报刊上仍有共产党的言论在鼓动，甚至骂他汪精卫“叛变革命”，因此他必须要采取应对的策略，通过开“东征讨蒋”的军事会议，把叶挺和贺龙的兵权夺过来，让共产党从第二方面军中彻底消失。

去年发生的“中山舰事件”，给了汪精卫很大的教训。细想起来，那时就是因为控制不了军队，才有被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戏弄，而后又被逼出国外，如今他更要防着军队的异动，一旦有危险分子在军队中作乱，就要坚决打击之。经过“中山舰事件”的汪精卫认为，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得有军队，没有军队的支持，一切都是枉然，特别是现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节。所以，军队几乎成了维系他的命根子。

目前，在汪精卫统辖的军队中只有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还勉强听他的，其他三个集团基本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他们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这个序列是今年四月五日由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当时汪精卫还在回武汉复职的路上。但是几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从此就脱离了武汉政府的操控。至于冯玉祥和阎锡山这两个人的军队，本来就不是国民革命军的系列，把番号颁给他们，主要是为了“拉拢”。

说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勉强听他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集团军中，第一方面军的势力主要是唐生智原来的第八军起家的，这些军队大都是湖南籍的，与汪精卫没什么渊源。说得明白一点，他们只听唐生智的。如果唐生智听他汪精卫的，这些军队就管用。如果不听他的，他汪精卫再有多大的能耐，那也是白搭！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了。

张发奎于他汪精卫来说，绝对没问题。他们是同乡，而第二方面军除贺龙的部队外，全是广东籍的子弟兵，这就为汪精卫带来了“重整山河”的希望。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部队里共产党分子太多，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如果不趁早解决里面的共产党，其麻烦应该比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大。因此，他要在继续“东征讨蒋”的政治口号下，在这里——庐山，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摸底，然后才能定夺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武汉与南京之间，如今还夹着个冯玉祥，这让汪精卫也着实头疼。冯的势力在武汉与南京之间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冯玉祥对南京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命运。在郑州会议上，汪精卫已经看出冯玉祥不愿意反蒋，因此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今他必须准备两手：一手来硬的，东征讨蒋；一手来软的，联冯和蒋。

（3）

日照峰虽不是庐山的最高峰，但与牯岭相比毕竟高出了许多，这让汪精卫感到身下有一股凉气顺裤管而入，然后徐徐而上，再慢慢浸入肌肤，就像一根根铁丝在周身缠绕，然后慢慢被箍紧，于是免不了打了一个寒战。

顾孟余把汪精卫扶到一座凉亭下坐定，然后他们向外远眺。

此时，到处是云海茫茫，雾气像层层的薄纱渐渐蒙住了双眼，一瞬间把整个凉亭周围遮裹得严严实实。那种忽隐忽现的云中状态，真有些像传说中的仙境。

他们在努力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但无用，雾越来越浓，已经辨不出东南西北。就在这时，贴身卫士走到顾孟余耳边说：“顾部长，宋部长要见汪主席！”

顾孟余是汪精卫手下的宣传部长。卫士说的宋部长，是昔日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被派到上海去筹款，却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在武汉这边，简直是义愤填膺。

宋子文要见汪精卫，顾孟余是知道的。或者说，宋子文先就打通了顾孟余的关节，只是要瞅火候，现在火候到了。

顾孟余在汪精卫耳边嘀咕了几句。汪精卫一听，心里突然一颤，待还没有全反应过来，一个声音已在耳边响起：“汪主席好！”

这声音汪精卫太熟悉了，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猛然间，他下意识的转过头来。的确，是他，千真万确是他，前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不是背叛了政府在南京吗，怎么会在这里？

汪精卫的第一反应是沉默，他要以无语来抗议宋子文对他的背叛。

顿时，四周死一般的静，就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

但汪精卫的心中却没有沉默，而是像突然涌进了马蜂窝。当他看清是宋子文后，气就不打一处来。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四月初专程去上海办差，却一去不复返。更其严重的是，却投降了当时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这让汪精卫怎么想也想不通，他真想站起来给他两个耳光。

一个无耻的叛徒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难道他真的不想活了，这是汪精卫的第一反应。可转念一想，这个家伙不是在南京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这对政治嗅觉灵敏的汪精卫来说，马上就警觉起来。

宋子文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了一点什么，但在还没有证实之前，他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只好和宋子文搭讪：“原来是子文呀，真是别来无恙，你不是高就南京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卑职对不起汪主席，我是专程来谢罪的！”宋子文谦恭地说。

“你有什么罪？现在不是仍在干你的老本行吗？”汪精卫揶揄地说。

“卑职前去上海办事，突遇事变发生，身家性命全在别人的掌控之下，真是身不由己呀！”宋子文所说的别人是指蒋介石，他边说边取下眼镜揉起眼睛来，好像是说到伤心处要掉眼泪似的。

（4）

宋子文是四月初离开武汉到上海的。作为财政部长，他是去北伐军刚刚攻克的上海筹集北伐经费的，再说自己的家底也在那里，战争的破坏是否伤及到他的利益这也得去看看，就这样他到了上海。可是这一去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居然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敌人——蒋介石的帮凶。

如果从“一对一”的简单逻辑来推理，一向积极投身革命同时又对蒋介石极为反感的宋子文，到上海后就马上投入反革命阵营，这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但只要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中国革命的阵营是一个大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成分是很复杂的。说得具体一点，这个联合体内部，本来就有矛盾，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矛盾。所以，这个联合体就显得很脆弱，或者说参与的联合者国民党与共产党本来就很勉强，这就给后来的“分道扬镳”造成了一种必然。这有些像把冰激凌放在热锅里炸炒，要想成功地制作这道菜，那简直太难了。宋氏家族一向是积极追随孙中山国民革命的，自从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许身孙中山后，作为弟弟的宋子文一直都在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供职。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产阶级，自宋子文父亲宋嘉树远渡重洋以“查理•琼斯•宋”的名字重回上海滩后，宋家就再也不是从海南岛上的文昌县漂渡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流浪儿，而是一个逐渐兴起的垄断资本家。

正因为如此，早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没少让宋家资助。而大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其奋斗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这就为宋子文一到上海就背叛有共产党参与的武汉国民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加上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的恐吓、威逼和利诱，宋子文就不得不屈身于蒋介石的门下了。

他这种做法虽然严重违背了中国人“做人”的传统道德底线，但面临蒋介石的强兵，为了保住宋家在上海的财产不被侵吞，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只要能保护家产和名位，他可以不顾一切！

宋子文投靠南京政府后依然当他的财政部长。但是“马日事变”后蒋介石看见武汉政府内部正在分化，于是就打起了彻底击垮武汉政府的主意。在冯玉祥和他举行徐州会议后，他就派宋子文从南京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活动，趁武汉政府内外交困的时候，来个釜底抽薪。那时武汉的政治风云，就像夏日天空的云翳，变化非常快，而且还很难捉摸。

（5）

到武汉后，宋子文见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便代表南京政府与汪精卫谈判的，何况汪精卫正在为他迟迟不归而心怀不满，同时也在为武汉地区的物价上涨绞尽脑汁。于是，他偷偷地躲到了庐山，想在这里静观风向，一有可乘之机，他就要张网以待。

一个多月的“武汉之行”，变成了“庐山之恋”，这是宋子文始料不及的。开始，他到庐山看见牯岭有许多各式风格的别墅，他感到新鲜与愉悦，于是在脑子里就萌生出一个想法来，就是他也想在这里买地造房，这样他就可在每年盛夏，把老母亲倪桂珍从上海接来，到这里避暑。

对母亲来说，宋子文还算是孝顺，这是他从小受儒家学说教育的结果，儒家以“百行孝为先”嘛。说来也怪，他的这一动念，却引来了一桩大好事，仿佛应验了佛门弟子所信奉的“好人有好报”的吉言。

事情是这样的，当宋子文找到住在日照峰三号的营造厂老板张谋之咨询建造别墅一事时，却意外地发现张谋之的女儿张乐怡很漂亮，于是就对张乐怡有了“百年合好”的感觉，接着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在极短的时间里，两人居然情投意合，如胶似漆，正好宋子文也是刚和原来的妻子分离，于是就在庐山上毫无顾忌地结为了夫妻。

准确地说，宋子文是在新婚燕尔之际，与昔日的顶头上司汪精卫会面的。

汪精卫夫妇被宋子文搀迎进了日照峰的三号别墅。这样，日出也就看不成了。当然，宋子文的出现，也让汪精卫没什么心情看日出了。

（6）

在岳父的那幢豪华别墅里，宋子文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了汪精卫夫妇。开始，汪氏夫妇多少有些尴尬，但经宋子文的几句寒暄，心里突然轻松起来。这样，他们就逐渐步入了正题。

汪精卫说：“子文呀，你现在离开了我，我不怪你！南京那边有什么动静？”

“汪主席！”宋子文还像以前那样亲切地叫着，“南京那边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不进攻他们，他们也不为难你们！”

“就这些？”汪精卫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得更多。

“南京方面也希望与武汉合作，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下共同奋斗。天下的国民党本是一家嘛！”宋子文说出这话时故意说得眉飞色舞，这让汪精卫感到惬意。一瞬间，汪精卫又恢复到他以前那种盛气凌人的作态：“不行，这不能叫合作，应该叫合并！”

“是南京合并到武汉，还是武汉合并到南京？”旁边的顾孟余突然冒了这么一句。汪精卫马上说：“不管谁合并谁，中央的名分是不能丢的！”

这是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第一次交锋。虽没有往深处谈，但毕竟是联系上了。双方都知道，即使将来真走到“合并”那条路，但为了面子和切身利益，该争的还是要争。

这时，贴身卫士送来了一封公函。汪精卫拆开一看，是张发奎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共产党已在南昌发动兵变，叶挺、贺龙带走了他一半多的人马。汪精卫看后铁青着脸，马上咬牙切齿地说：“既然他们无情，我也就无义了！”

坐在一旁的宋子文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顿时不安起来。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军队从东边打过来了。正在疑惑，只听汪精卫对顾孟余说：“马上下山！”

宋子文站起来不知说什么好，正在踌躇，只听汪精卫对他说：“子文啦，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谈的，我有一点急事得马上下山。以后你找顾孟余联系吧。”

宋子文一听这话，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到自己的别墅，汪精卫对身边的顾孟余说：“你留在这里专门负责同南京方面联系，宋子文会找你的。我现在必须回汉口，共产党已经向我们开刀了。”

顾孟余也狠狠地说：“这些暴徒，不杀看来是不行了！”

（7）

七月刚过，就有消息从外面传来，说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暴动，拉走张发奎一半多人马，这可把天戳了个窟窿。张发奎是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指挥着三个军近五万人。如今共产党把他的军队拉走了一半多，这天下又要乱了。

在市民们眼里，如今的国民政府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多灾多病不说，还不断被人遗弃。可不是吗？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北洋军统治的地盘，那时政府还在广州。到了年初，政府才迁到武汉，可是不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拉走了一半的人马，如今共产党又从张发奎处拉走一半人马。

这两次的一半就像一个健康的人被抽了两次血，难怪物价要飞涨，这可是天下又要大乱的征兆呀！于是就有人骂起共产党来，说那些叛军是共产党蛊惑的。当然，也有骂张发奎的，说他军队里早就有大量的共产党，这是他咎由自取。

共产党在武汉的几个月里没有给市民们带来什么好印象。当然，这些市民应该是那些有产阶级。他们认为共产党除了蛊惑民众起来罢工罢市和分有钱人的财产外，就没有别的本事，他们认为政府现在“清除共产党”真是大快人心。不然，工人就要到工厂主头上去拉屎，伙计就要到老板的房上去揭瓦了。

（8）

共产党在南昌暴动的消息越来越得到证实，这可以从警察到处抓人，兵士随地杀人看出了端倪。

在汉阳，军队和警察联合行动包围了汉阳钢铁厂所有的车间，然后拿着名单进去抓人，一旦有反抗者马上就地枪决。

有一个女人，提着篮子来给丈夫送饭，刚走进工厂大门就被盘问，原来她的丈夫就是共产党，根据“连坐法”应该一并治罪。女人一听，回头就跑，结果当场被打死。

接着，从工厂里抓出了几十个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被绳子缚住双臂，后颈上还插着牌子。这是早已预备好的，因为牌子上居然写着他们的名字。

这些人被带到工厂门口，然后要他们一字儿排开，再叫他们跪下，接着就是对他们执行枪决。接二连三的枪声后，地上顿时倒下去一大片，血慢慢渗出来，淌在了硬硬的水泥地上。

被就地枪决的人开始只是枪决，倒下去也就算完事了，但后来有人说这不行，还得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于是就把枪决后的人头割下来挂在附近的门楼上或电线杆上。

与汉阳钢铁厂几乎同时遭到浩劫的，还有大冶钢铁厂、江岸车辆厂、扬子机器厂等。

（9）

在武昌，逮捕共产党人已经从工厂蔓延到了市区。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抓人，警笛声、奔跑声、呵斥声和噼里啪啦的枪声混成了一片。

学校里的学生也被逮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游行示威的带头人，如果没有接到隐蔽通知却还在老地方呆着的，那肯定是被抓捕的猎获物。

几天后，报上、墙上，到处都有《悔过书》、《声明》之类的东西。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许多人，为了保命纷纷要求脱离共产党，其阵势不亚于当时加入的时候。开始悔过书还算详细，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共产党，那是因为有人蛊惑才误入歧途，现在向政府坦白悔过，愿意重新做人。但后来却极为简单，干脆只一句话，声明“×××脱离共产党”。还有更省事的，在别人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也算是脱离了。于是一连串名字的悔过书到处都是，到处可见。

别看这是一张小小的字片，它可是个宝贝。因为他不光是保命的附身符，同时也给那些告密者以迎头痛击，让他们根本就没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抓到的人中也要分几类。有的坚决不从，马上就被枪决；有的连呼冤枉，被缚住双臂推上了囚车；有的问什么答什么，既供出同伙，还供出谁说了管用。

执行抓捕的人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开始只是做做样子虚张声势，后来上面要求严了就动起真格来，再后来定了指标必须要抓捕多少这下就慌了神，所到之处不掘地三尺，是很难凑够的，这就让那些很像共产党的人尽量靠上了边。

在汉口，军警四处出动，在棚户区、闹市区、码头，到处都在抓人。

国民政府所在的中央大街，早已戒备森严。

站岗的已换成灰一色的军队，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10）

江汉关依然很繁华，时势的变迁好像与它无关。

早上尽管有雾，但码头附近的方位还是能辨别。

在面临江面的那块照壁上，“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已经不见了，只有“铲除蒋逆，誓死东征”的标语还在。

在码头的入口处，人越来越多了，关卡的盘查也开始了。

前两天，这里还只是几名穿黑衣的警察，而现在却增加了身着灰衣服的兵士。他们荷枪实弹分站在路口的两边，而警察却在附近走来走去，负责对来往行人的盘查、盘问和搜身等。

有一条小船在浓浓的晨雾里时隐时现，一会儿后靠了岸。

从船上下来一女一男两个人。女的齐耳短发，苗条身材，白衣黑裙，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虽不算漂亮，但也有几分清纯。男的身着灰色短袖夏布衫，短裤，凉鞋，提着一口藤箱，跟在女人后面，像是主仆关系。

刚一上岸，他们就被警察围了起来，然后例行检查。

警察们有的看他们拿出的证件，有的已蹲下身子去翻藤箱。

藤箱被打开，里面尽是女人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然后还有几本书。

男的点头哈腰，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身边的警察。那个警察一看，上面写着“符福山，南洋驻汉口三教街古玩店经理跟班”。女的也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却是一张学校开的证明，上面写着：戚元德，武昌崇实中学地理教员。

警察翻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把手一摆，让他们过去。

接着，一艘大驳船又靠了岸，熙熙攘攘的人群从码头涌来。

警察们马上又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大叫：“别慌，别慌，排队接受检查！”

（11）

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两个人来，他们手里拿着枪，气势汹汹地冲着警察喊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共产党放走了？”

另一个人也大叫：“刚才上岸的那两个人是共产党，快追！”

旁边的兵士一听，马上朝那两个人的方向看去。

那两个人已经离得很远，而且分别坐上了各自的黄包车。

兵士喊着：“站住，站住！”接着向黄包车奔去。

此时，黄包车已经奔驰而去，兵士们见追不上了，马上拉开枪栓往黄包车方向开起枪来。

枪声在清晨的雾霭里久久回荡，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紧紧揪着码头上每一个被检查人的心。因为这些人一听说正在抓共产党，都有些惊慌失措。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未追上人的兵士跑回了码头，然后问那两个持枪的报信者。一个说：“我们是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那男的我们认识，他姓符，是共产党在武昌农讲所的学员。”

“叫符福山，是吗？”检查证件那个警察马上接过话头问道。

“不对，他在农讲所时的名字叫符向东。”另一个便衣马上给予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