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读的一本书，那时候只确定了个文化传播的研究方向，进一步确定的是要研究皖江文化传播，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选题。阅读了一些关于皖江文化的书和期刊，走了几个涉及皖江文化的地方，跟一些熟悉皖江文化的老师同学进行了交流，审视了自身的兴趣爱好，在征得导师的同意下，最终把选题确定为“黄梅戏短视频传播研究”。虽说已具体到“黄梅戏”这一块，但黄梅戏毕竟从属于文化，黄梅戏与皖江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了解皖江文化，对从地理空间上立体认识黄梅戏是有所帮助的。因此，虽已过去快两个月，还是回头来对该书进行总结，本文共5800余字。“一万个读者，就有一样的哈姆雷特”，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有对该书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阅读原著，并一切以原著为准。
该书不是某个学者的专著，而是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由于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由北而南形成了“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它们相互交融而又各具特色。虽然当时学术界对“皖江文化”的概念、内容、学科体系等，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需要全面加强和推进对“皖江文化”的深入研究已成为学界共识。有鉴于此，安徽省社科联和安庆师范学院（现安庆师范大学）于2004年12月18日至19日在安庆市共同主办了“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省市有关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皖江地区各市的专业学者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110多人，共收到论文50篇。研讨会对皖江文化的概念、特点、内涵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等，进行了广泛热烈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会后，主办方对与会论文作了梳理，并将部分参加会议未及赶写论文的学者专门撰写的论文一同入编，便形成了《皖江文化探微——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皖江文化探微》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文库》的第一辑和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科学教育丛书之一，由安徽省社科联与安庆师范学院联合编辑出版。时任（以下职务均以当时担任为准）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程必定同志、安庆师范学院院长汪青松教授任主编，安徽省社科联副主席祁家云同志、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洪教授、安徽省社科联学会部部长洪永平同志任副主编。
该书共分为6章，但我觉得可以将其划为3个部分。第1部分为第1章，即皖江文化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第2部分为第2章，即皖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第3部分为后面4章，具体介绍皖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关于皖江文化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方面，该书收录了5位学者的5篇文章。时任安徽省社科联副主席祁家云同志认为，研讨会的召开在理论构建上具有拓荒的意义，其目的是通过交流与探讨，求同存异，梳理“皖江文化”的资源，探寻“皖江文化”的内在规律，以期在今后研究中不断完善，探寻并构建“皖江文化”体系，使“皖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更好地发挥内驱力、凝聚力、辐射力，“皖江文化”也会在促进皖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时任中共安庆市委副书记方川林同志认为，“皖江文化圈”出现了许多对中华文化深远的学术流派和名人大家，研讨会的召开对安庆当时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以及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和开创光辉灿烂未来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世；时任安庆师范学院院长汪青松教授认为，和周边地区文化研究相处，皖江文化研究有些滞后。深入皖江文化研究，对传承古皖文明，呼应向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时任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程必定同志认为，皖江文化的深入研究，对加快皖江地区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安徽省的奋力崛起服务；时任安徽省社科联学会部周翔飞同志认为，文化是加快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促进区域发展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皖江文化是租辈创造遗留给我们的财富，应该精心保护，既要注重文物古迹等物质要素的保护，又要注意对文化资源、民俗风情等非物质要素的保护。
综上五位学者专家观点，可总结皖江文化研究或本次研讨会召开的目的与意义：①皖江文化丰富而影响巨大，是祖辈遗留给我们的财富，与“淮河文化”、“徽州文化”共同构成“安徽文化”，但与周边地区文化相处，皖江文化研究滞后，急需系统研究梳理；②贯彻中央2004年3号文件和省委2004年15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精神；③发展皖江地区文化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④凝聚皖江文化精神，为皖江地区崛起、乃至安徽省奋力崛起做贡献。
关于皖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共有9篇文章。省社科联课题组的文章认为，皖江文化就是皖江地区从古到今在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皖江地区范围一般包括具有皖江文化特质的地区，借助当时的行政区划，皖江文化区的范围接近当时的皖江经济区域，但宣城市不包括绩溪县，滁州市只包括它的东部，即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皖江文化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在文学、戏剧、书法、绘画、科技、宗教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皖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文化世家多、开放程度高、创新意识浓、辐射力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安徽省社科院沈葵同志对“皖江”及“皖江文化”是否独立的存在提出了疑问；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徽大学儒学中心、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汪军写道，朱书是倡导皖江文化的第一人，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同时，汪军认为，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信仰，是皖江文化的两大源头；安庆师范学院教授、作家、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洪认为，皖江文化的概念，由“皖江”概念衍生而来。“皖江”约有三种所指：西汉时，潜山即为皖县，皖江指潜山境内的皖水，是第一种说法，皖江文化即“潜山文化”；第二种说法是，皖江即安庆，皖江文化即安庆地区文化；第三种说法是由上世纪90年代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开发皖江”这个区域经济概念衍生的“皖江文化”概念，其外延包括安徽省境内八百里长江流域及周边区域的文化；安庆师范学院孙永玉认为，皖江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广阔性、始创性和引领性、标志性和影响性、传承性和生成性；安庆师范学院孙晓峰、方晓珍认为，皖江文化至少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思想文化三个纬度，涉及宗教、文学、教育、戏曲、书画、政治、科技、旅游、民俗等众多领域，具有丰富性、始创性、引领性，范围广、时间长、影响大等特征，其底蕴、品味、风格、气派、强度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中共安庆市委党校朱选祥同志认为，皖江文化是以安庆为传统中心并涵盖着整个皖江地区所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地域文化；是有些悠久的文化源头，在清代、民国时期兴盛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文化；是融合哲学、科学、政治、历史、文学、宗教、艺术和教育的综合型文化；是我国建国后获得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皖江文化有着鲜明的思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重要特征；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郑炎贵认为，皖江文化圈已有倾向界定其范围大致接近现今的皖江经济区域。皖江文化是由皖山发脉沿皖河、皖江分布推进辐射的山水背景文化，思想与艺术文化在全省可谓位居翘楚，但商业文明欠发达，是其软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万曙教授认为，地理环境不同，对于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不同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性。山与水的分布，影响了徽州文化与安庆文化的发展。
以上几位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自己对皖江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为了便于理解记忆运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皖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①“皖江文化”由“皖江”概念衍生而来，“皖江文化”即皖江地区人从古到今在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总和；②“皖江”范围约有三种观点：皖水，指潜山境内，“皖江文化”即“潜山文化”；安庆，“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接近皖江经济区域，借助当时的行政区划即为即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③“皖江文化”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思想文化三个纬度，涉及宗教（禅宗）、文学（桐城派）、教育（敬敷书院、国立安大）、戏曲（京剧、黄梅戏）、书画（邓石如、李公麟）、政治（陈独秀、张英）、科技（方以智、邓稼先）、旅游（“五山两水”）、等众多方面；④从时间上讲，皖江文化大体发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到了现代由于省会的转移，有所没落；⑤具有源远流长、文化世家多、开放程度高、创新意识浓、辐射力强、发展不平衡、自主性不足的特点。
第三部分是对皖江文化的具体方面进行论述，分为4章，分别是：“皖江哲学与佛教文化”、“皖江经济与政治文化”、“皖江文学与艺术文化”、“皖江教育与社会文化”，共27篇文章，针对皖江文化某个具体的点进行了论述。因为我目前研究黄梅戏传播，因此本文仅针对池州师专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纪永贵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改编与影响》进行总结分析。
纪永贵教授认为，《天仙配》成为黄梅戏的代表作之前，它在黄梅戏的剧本库中并不具有特别显要的地位，同时它也不是黄梅戏的专利。1954年9月，《天仙配》在华东区的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使黄梅戏在外省甚至全国露脸就一炮打响。1956年3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全国上映，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并在港台甚至国外引发了一场可观的票房大收。从那以后，人们在观念中不期然而形成了一个等式：“黄梅戏＝《天仙配》＝严凤英”。
关于黄梅戏对《天仙配》的改编，纪永贵教授认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艺术原则指导下集体完成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孝感模式”到“情感模式”。在“旧传说时代”，传说中董永与织女之间的关系尚有仙凡之隔的鸿沟，还没有一种因素可以让他们牢固地粘合在一起，所以织女只是一个使者，一个过客。仙女下凡的任务也过于明确，在故事中，男女二者只是以夫妻的名义来共谋一个“偿债”目的。如在话本《董永遇仙传》中仙女下凡的动力是天帝的一道以道德名义而发布的圣旨：“却说董永小心，感动天庭。玉帝遥见，遂差天仙织女降下凡间，与董永为妻，助伊织娟偿债，百日完足，依旧升天。当时织女奉敕，不降于槐树下。”而黄梅戏对董永遇仙传说旧模式所作的釜底抽薪式的改编体现在七仙女下凡的动机之上。在新本《天仙配》中，仙女下凡的动机可以分解成三条。一是对神仙生活的厌倦：“天宫岁月太凄清，朝朝暮暮守行云。”而是对人间生活的向往：“大姐常说人间好，男耕女织度光阴。”当众仙女来到鹊桥一游时，看到人间打鱼、砍柴、读书和嫁娶的美好生活景象时，更增强了七仙女思凡的迫切心情。三是对具体之人董永的爱慕。当七仙女巡视人间时，正好扫描到离开寒窑前去主人家上工的董永。七仙女对董永的第一印象是“我看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身世凄凉惹人怜。他那里忧愁我这里烦闷，他那里落泪我这里也心酸！”这里所表达的其实是对董永的同情之心，“我若不到凡间去，孤孤单单到何年！”一语道出自己身处天宫的苦闷，这样就上升到共鸣的层次了。当听了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之后，她便毫不犹豫地爱上他。
第二，从民间性到人民性。戏曲在旧时代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在官方眼中并没有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旧戏却充满着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因为党发现戏曲在民间有广大的市场如果用得好了，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党对戏曲改造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标志着政府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戏曲改革的方向和基本原则。在《指示》的指引下，《天仙配》的人民性改造是最大的手笔，在当时也是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改写后《天仙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七仙女的反抗性上。在以往的传说模式中，仙女下凡只是奉旨行事，完成助织偿债的既定任务后，必须回转天庭。经过人民性的改写后，她的反抗性昭然若揭，“思凡”本身就是对天规的一种反抗；“下凡”更是一种革命性极强的行为；最后当天神宣她回去时，她再次表现出顽强的叛逆精神，她说“我是决不回去的！”只是为了不让天神伤害董永，她才不得已回转天庭——她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得了董永的人身安全，这种舍己为人的品质也是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体现。二是董永七仙女和债主的阶级矛盾上。新本《天仙配》和新时代所有文艺作品一样，对地主阶级剥削性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债主傅员外已经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狡诈刁恶的守财奴形象。而在此前，债主是一个地方上德高望重、讲守信用的长者。三是董永与七仙女的劳动人民本色上。董永成为一介“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民；仙女变成了一个不图享受、甘愿受苦的村姑形象。
第三是从民俗理想到艺术原则。中国民间戏曲与其说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还不如说它是中国民间的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仪式。而新本《天仙配》在结构调整、情节设置、人物典型化等艺术性处理遵循的是现代意义的戏剧美学思想，其实也是西方戏剧的美学思想。一是对结尾的处理，之前故事的结尾都趋向于团圆模式。而新本《天仙配》毅然斩去了大团圆的尾巴。改编者执意将该剧写成一个悲剧，是向艺术原则的妥协。二是斩除情节的枝蔓。旧本《天仙配》中，故事情节十分庞杂。而改写后，因为要遵从舞台演出的艺术要求，该删的都删了，一方面，这些情节上的枝蔓会影响主题的集中，另一方面内容太复杂在演出时间上也不能保证。三是人物的典型化处理。中国旧戏从不知什么是典型化原则，中国旧戏舞台上活动的从来都是类型化人物，这也是民俗欣赏的习惯性约定。而新本《天仙配》进行了人物典型化处理。
纪永贵教授认为，黄梅戏新本《天仙配》成功之后，全国各剧种争相移植上演改剧成为当时一股小小的潮流，它们在演出时可能参照自己原有的剧本都有些改动，但总不能动摇黄梅戏新本《天仙配》的“母本”地位，这无疑说明，黄梅戏《天仙配》的模式已经成为新的经典。
以上就是关于《皖江文化探微——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这本书的读后总结了。可能学文科的缘故，我对城市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钟。高考后选择了西安，这座拥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千年帝都果然没让我失望，直到现在有人提起陕西我还觉得亲切。毕业去了上海，物质不错，但总觉得融不进这座城的文化。后来想去南京，因为她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历史积淀。万万没想到最后还是回了自己的家乡安徽，当把硕士研究方向定为文化传播，静下心来了解皖江文化时，才蓦然发现家乡有着别的城市难以替代的美。现在，我想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认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