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在河套地区最苦最累的营生是什么？他们十有八九都会回答出三个内容，一是脱大坯；二是挖大渠；三是割麦子。这一切说来话长，还得从兵团铺开的大摊子开始。兵团初时不但物资调动遇到很多困难，资金的周转也一度出现了问题，可是兵马已招，队伍已建，一切困难只能靠自力更生来解决。就以住处来说，师、团部还有接手过来的一些农场的现有设施可资利用，虽然差距很大，但可以暂时过度。最苦的是分散开来的各个连队，人数多，场地大，许多就建在荒无人烟的大野滩和沙漠里。原临河农场是由二十一团接手的，一批批现役军人、知识青年和复员老兵从祖国各地源源不断汇集过来，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住房紧张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很普遍，相应的各团连都组建了由兵团战士为主的基建连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创业。盖房子所需的砌墙土坯，不比现在的机制砖瓦那么省事结实，而主要是靠人力用和大泥、套模子的方法来解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劳动强度位列三大累营生首位就可想而知了。下面让我们从两位当事者的描写来了解一下脱坯劳动的大概情形。
“头一天，我们做坯场的准备工作。先是挖一个大坑，疏通了渠道，从灌渠里引来了水。然后每人挖一个齐腰深的小坑和从坑底通到地面的斜道，接着又从几里外的沙丘上拉几车细沙。第二天下午，开始和泥。推土有的用小平车，有的用独轮车，也有的用筐挑。独轮车看似简单，实际上也有技巧，开始时掌握不住平衡，推时左摇右晃，一不小心就会车倒土撒，还得重装重推。收工的时候，大家要在泥堆上挖一个小坑，倒上些水，以防晾干。第三天，我们正式开始脱坯。早上六点多钟大家就起床到了坯场。站在挖好的坑里，双手从泥堆上挖一团泥，在铺好的细沙地面上，滚动几个个儿，然后扣到坯斗里。三个坯斗都扣满后，双手端起，沿斜道跑上地面，再扣在清理好的平地上。一天下来，动作快的要跑400多趟，扣1200块坯；动作慢的，也要跑上二、三百趟，扣八、九百块坯。下午我们还是和泥、脱坯，并增加了翻坯、码坯等事情。就这样，我们一干就是半个多月……。”这是三师二十一团十连的知青刘建禄在兵团后经历的第一次艰苦劳动的真实记录。
脱坯的营生插队知青当然也免不了，正如村人们的话：“村里的男人女人都说，脱坯这活儿是男人们干的，哪有女人上坯场的，何况都是些城里的女娃娃们。可就是这些娃娃们，愣是在村东头开出一片脱坯场院，每个班都分到了一块。第二天吃过早饭，全班战士肩扛工具，雄纠纠、气昂昂，高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来到了脱坯场。七月的骄阳下，各班都干得热火朝天，你争我抢，汗流满面。场地不够了，要尽快把干了的土坯码起来。干了的土坯每块也有八、九斤，一次搬上四块 腰就直不起来了。坯上的盐碱吹落到胳膊上、脸上、脖子里，蜇得又红又疼。腾出坯场，我立即抢着端模子。装好泥的坯模子，足有三十七、八斤，来回走一趟三、四十米，光着脚丫跑步，头一个小时还劲头十足，渐渐的开始大喘气了。强烈的阳光斜射在头顶，脚底板烫呼呼的，汗珠子顺着眉棱骨、鼻尖往下掉，腿脚渐渐地不听使唤了，真是蹲下不想站起来，站起来不想蹲下去，整条腿和腰都疼得厉害。”这是三师二十三团八连的战士张玉敏记下的《脱坯场上的一天》。
“望着日见长高的坯垛，我们的心中五味俱全，只有我们才知道它来之不易，每块坯上都渗透着我们的汗水和艰辛。当老天爷下起雨的时候，我们比谁都着急，都心疼，同志们拿上雨衣、塑料布、铁锹奔向坯场，有的同志甚至抱出被子、毯子。挖沟的挖沟，盖土的盖土，每个人身上都让雨水浇得水湿，场面实在让人感动。有了坯还得有砖，上级指示自己克服困难，我们跟老乡租了一口砖窑，连里的几个男子汉，硬是承揽了烧窑的任务，昼夜干了几天，出窑时一看，竟是一堆似坯非坯的‘二混子’。失败了再来，最后硬是烧出了红澄澄的方砖。这中间有多少困难我不清楚，可出窑、背砖这活我可领教了。一开始背个10块8块，后来互相竞赛、找窍门，居然背到了20块，比我们高出半个头的砖撂压得腰成近90度。那些天，每天就这样冒着窑内高温，汗水夹着砖末，个个都象是花关公似的。我当时曾戏谑地想，红军过雪山，我们过火焰山，艰难都一样吧！”这是三师二十三团的战士刘欣的回忆。
在农业学大寨的热烈气氛下，各团无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前后投资了不小的资金。由此可知挖大渠的劳动，对于当年的兵团战士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份内容。其主要有修水库、挖渠、打井等项，是河套地区重要的农事活动，每年必搞，一搞就绝不是小动作。按统计说明，一师完成了一干渠122公里，北二支干渠18公里，西排干工程32公里，建扬水站4座，扩大灌溉面积9万亩，八团建电力扬水站1座；二师修建电力扬水站30余座，打机井70余眼，扩大灌溉面积13万亩；三师新建二十三、二十五团自流灌溉区，与原二十一团、二十二团灌区配套，修建了二十四处电力扬水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4万亩。这些成绩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贯穿了整个兵团存在全过程。在“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年月，当地村队对不服改造的“四类份子”，实行惩罚的手段之一，就让其参加挖大渠的营生。但这项劳动涉及到兵团个人的名下，又是考验和锻炼知识青年的试金石，所以人们努力而为，力争上游完全可以理解，其劳动力的强度更是令人终生难以忘怀，无怪乎多年之后还有人感叹说：“如果有人问我，兵团时期什么活最苦、最累？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他挖大渠。”
挖渠有大工程也有小工程，大的是几十万人参战，小的是各个村队和兵团自己挖出的小引水渠道。挖渠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清理旧渠中的夏天淌水形成的淤泥，有的是拓宽渠道，还有的为了引水灌溉而新挖水渠。在春天人们忙着种地，夏天淌水来不及，早秋更是顾不上，所以这一劳动多数都安排在早春二、三月或老秋天，有的地方干脆就是大冬天挖渠修水利工程。搞大型的水利工程，往往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各个生产队和兵团连队都把劳力顶了上去。在出发前兵团的各个连队里都要举行这样那样的“动员会”、“誓师会”，“年轻的知识青年们被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心里热朴朴、火辣辣的，一个个献红心，表决心，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好不威风。”。“进入阵地后就更不含糊了，班与班之间展开对手赛、擂台赛，你追我赶互不示弱。春天的河套乍暖还寒，可战士们差不多都是脱光了上衣，光着膀子挥汗如雨。早晨踏着朝阳跑步进入工地，晚上收工后，累了一天的战士，一个个筋疲力尽，有的人身子都快散架了。”乐观归乐观，但超强度的苦与累，没几天时间就把人摔绵了，可工程没完工前想退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挖大渠，都设有统一指挥部，所有参加的单位和村队都由大到小地逐段分配了土方任务。这些任务随地段的土质不同而难度不同，有的地方还能上机械，更多的地方全凭车推肩挑锹头甩，如果当天的分工任务完不成，挑灯夜战也不能遗留到第二天。在老秋天，随着日子的后移，天寒地冻，此时挖渠那简直是活受罪，西北风吹来如刀子一样，人们的脸冻得直淌黄水，手上老茧开裂，皴皮如鸟爪子一样。“到了夜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歇在如同冰窖一样的干打垒土房里，人人当‘团长’。早晨醒来洗漱，牙膏能冻成‘冰棍’，毛巾如钢板一样坚硬。”
二师十六团的金丽娅说：“春节一过，各连队进入了挖大渠大会战。按照节令，过了春节就是春天。十六团地处大青山下的乌不拉山口，春天姗姗来迟，冻土有一米厚，一镐头下去只能啃个白印。当时信奉的是人定胜天，于是采取了开山打岩石的办法，铁锤打钢钎，然后装炸药把冻土炸开。无论是打锤的还是扶钎的，一锤下去，手都震得麻酥酥的。一天下来，手肿得都拿不住筷子。炸下来的冻土小块用大筐拾去，而大块的就需要四个人甚至六个人用粗木杠子抬。当时男女都一样，不仅穿的一样，吃的一样，而且干活也一样。用粗木杠子拾大冻土块，女战士也当仁不让，硬是咬着牙抬起块块冻土。当渠挖完了，肩膀也压铁了。过后一层层地脱皮。”
二十一团的知青王岭群在他的《如火如荼的年华》一文中介绍说：“1970年11月初，寒风凛冽，雪花在天空中飞舞。三连全体指战员奉团部命令到五里外去清挖排水渠。到了渠边一看，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渠里还存有不少的水，水面上结了薄薄一层冰。这能挖吗？正在大家犯难时，只听连长命令道：‘男同志全部下水挖，女同志在渠背搞接力，把淤泥倒上去’。我挽起了裤腿，穿着绒裤毫不犹豫地下到了水里。水齐腰深，冰凉刺骨，挖一锹泥，端出水面时仅剩半锹。尽管这样，大家挖得还特别起劲。一会儿，不知哪个女‘愣头青’趁连长没注意带头跳进子水里，其他女青年更不甘示弱，也纷纷往水里跳。连长、指导员拦了这个，跑了那个，最后一个也没拦住。此时，渠水里排满了人，摆开了泥水战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冰水也好象沸腾了。尽管同志们的热情高万丈但毕竟老天不作美，又泡在冰水里，时间不长，人们的嘴唇就冻成了紫黑色。这时不知谁带头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同志们也都高声唱和，顿时驱散了寒气。足足挖了三个多小时，这场捞淤泥的战斗才告结束。这样的蛮干，只有在那特别的年代，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看到。”
再说割麦子一项，那劳累与干热是另一番情景了。河套是个米粮川，开出的土地如果没有地界之说，那是一马平川跑不到头。这样的地理条件，最适合机械化作业，可当时的机械技术还很不到位，专门的收割设备顾东顾不了西。因为麦子黄时那只是几天时间，就铺天盖地一齐熟透了，人力就成了最好调度的收割力量。再加上辛苦了大半年的知识青年们，看到丰收的麦浪，那份由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谁都按捺不住激情和喜悦，早就磨好镰刀跃跃欲试了。
“开镰的前一天，三连的500余名兵团战士整齐地列队在连部的大院里，由连长、指导员作战前动员：‘是英雄，是好汉，割麦场上比比看！’凌晨4点钟，嘹亮的军号声就把人催了起来，以排为单位整队奔向麦田。每三人划作一组，其中手快的一人打头阵，割四垅，捎带打腰子，中间一人纯割五垅，后面一人割三垅，连捆带拣麦穗。这时天刚麻麻亮，镰刀一伸进麦垅，讨厌的蚊子就像一窝蜂似地涌了出来，扒在人的脸上、脖子里，死死地叮住不放，人们根本无暇去顾及它。麦田的地头长三里多地，到中午十点钟以后，是人们最难熬的时刻，太阳烤得人直冒油，口干舌燥，腰已连续弯了几小时，此时更加疼痛难忍。我割几把就得站起来直直腰，不怕慢就怕站，一会儿我便落在后边了。女青年似乎忍耐性较好，差不多冲在前边的都是女性了。常言道，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这话大概有点道理。只听见，女四排的王燕带头喊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随之，口号声此起彼伏，再加上镰刀的割麦声，人们的呼哧喘气声，宛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章。我好象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抖擞，憋足了劲，一会儿又冲到了前边。”
“内蒙的麦收季节与三伏天齐头并进，可谓虎口夺粮。每天天未亮，大家就手握镰刀走进了麦田。晨露打湿了裤子，湿漉漉地贴在腿上。褐红色的麦锈粘在脸上、胳膊上，散发出呛人的霉味。那顶上嗡嗡叫的密密麻麻的蚊虫，打不死驱不散，令人讨厌。战士们称之为‘直升飞机盘旋’。割麦子是强体力活，一天下来，腰酸屁股痛，人象散了架似的。记得我们班有一位天津籍女战士，人长得文静、瘦弱。麦收的第一天，她左手无名指上竟被不听使唤的镰刀砍出了四道深深的口子，鲜血顺着受伤的指头一滴一滴落在了麦地上，但她却一声不吭，坚持‘轻伤不下火线’。连指导员干活的姿势与众不同，他双膝着地，跪在那里割麦子，原来，他那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的毛病又犯了，三伏天他还穿着厚厚的绒裤；炊事班干部位女战士，发着39度的高烧也拿了把镰刀进了麦场，谁也劝不住她；还有一位女排长竟累得昏倒在麦田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收获丰收的知识青年们，受了不少的苦，但享受了一份人生永远难忘的幸福事。还有一些人则面对的是另一种伤心，他和她拚了一冬一春又一夏，但由于生产经验不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最终使自己所在的连队蒙羞，戴上了欠收单位和经济亏损单位的帽子。正如一师三团七连的王淑贞说：“我们生产兵团打不出粮食，连年亏损，我们团有一个连队的小麦亩产9斤，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当地的老百姓就叫我们‘长脖子老等’。这是一种沙漠海子边上的一种鸟，长脖子，、长脚、长嘴巴，总爱大叫，却很懒。我们听了很生气，总想拼命干出些什么来洗刷自己。”二十三团四连，在盐碱滩和沙漠上开出了300亩水稻田，提出了争取吃饭自给自足的口号，但是秋后的收获只是半麻袋稻谷。同团三连种麦子，情况也不妙，在贫脊的坡地上种地，得不偿失。秋天拨那些稀稀拉拉、高不过膝的麦子时，连种子都没收回来。由此看来，没有收获的心的劳累比收割的劳累更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