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列传》：怨毒犹甚，隐忍就功
文 / 网风
伍子胥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物，他的“弃小义，雪大耻”充满传奇，可惜最终却因“叫不醒装睡”的吴王夫差而不得不客死异国，连死后的尸体也被扔到了江中。
《伍子胥列传》着重记述了父兄被楚平王冤杀之后，伍子胥“窘于江山、道乞食”辗转入吴，借助吴国复仇的故事，以及伍子胥后来辅佐吴国争霸却又遭谗被赐死的悲剧命运。在本传中，司马迁既赞美了伍子胥的志节才气，又借歌颂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的刚烈性情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同时，围绕伍子胥复仇这条主线，还汇聚了诸多的复仇故事，顺带刻画和丰满了夫差、勾践、白公等复仇人物的形象。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伍子胥是一个“烈丈夫”，他不听从父亲的召唤，不服从父兄的命令轻易赴死，为的就是日后的报仇雪恨；他历经各种屈辱磨难，施展了多种阴谋手段，为的还是报仇雪恨。为了衬托伍子胥的复仇精神，司马迁在传中专门附了另外许多复仇的人物与复仇事件，不知是否是为了发泄他本人强压在心底的悲愤？伍子胥于楚平王、吴王夫差于越王勾践，白公于郑，都有杀父之仇，这种不期而会、不谋而合的看似相应又不相应的冤有头债有主，波涛汹涌着无限的杀机，等到读至伍子胥自杀前所言：“我死后，请剜掉我的双眼，把我的双眼挂上吴国的东门，我一定要亲自看见越国是怎样灭掉吴国的”时，不禁毛发为之倒竖，肝胆为之震颤！
司马迁在本传末尾评析时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似乎有将伍子胥归于“怨毒”之列的意思，从传中伍子胥的父亲所言“员为人刚戾忍诟，能成大事”和伍子胥的兄弟所言”汝能报杀父之仇”来看，的确也是最好的侧面证明，但通读全传，我觉得伍子胥的“怨毒”也是情有可原。
这世上，永远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是人性的本能，前世和后世仍将不断上演。伍子胥虽有残忍“抱怨”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他“报恩”的真诚，传统文化鼓励快意恩愁，倡导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伍子胥帮助阖庐取得了吴国政权，阖庐帮助伍子胥报了杀父杀兄之仇，他们在满足对方的恩怨中彼此成全，也由此结成了情感上的同盟，为了报答阖庐的恩情，他一心辅佐阖庐的儿子夫差，即使是在夫差听信奸佞的谗言，明知自己身陷险境时，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叔，自己也决不离开吴国，与之前逃离生养自己的楚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无疑是伍子胥忠于吴王阖庐的最佳例证。直到后来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所逼，悲愤地自刎而死时，他还在焦虑着吴国的安危。如此综合评定，仅仅用“怨毒”来描述伍子胥是存在很大的不公平。
伍子胥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向楚平王讨还血债，即便平王已死，伍子胥也要“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积蓄一生的怨恨得以倾腔而泄，这是何等的酣畅淋漓！司马迁在传记末颂场说：“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熟能致此哉？”司马迁把伍子胥报仇雪恨等同“功成名就”，可谓最知子胥之心。允许楚平王草菅人命，为什么就不允许伍子胥鞭尸呢？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无益拥有大胆的反叛精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封建帝王最喜欢的行事规则，也践踏着人人生而平等的文明。或许，司马迁就是想借助伍子胥的“鞭尸”行为，倾诉自己对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一切帝王暴行的怨愤。
对于伍子胥的一生，后人的评价多有争议和不同。王安石就很赞赏伍子胥的行为，说伍子胥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果断逃亡，凭借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借用吴国的兵力以雪前耻，这样的行为十分壮烈，先前的逃亡并不是伍子胥怕死，他在后来的“不顾万死，毕谏于所事”忠于吴王阖庐的儿子夫差就是又一例证。王安石甚至还说，伍子胥的忠义应该与孔子笔下的古代士大夫管夷吾、臧文仲并列。而梁启超则认为伍子胥是个历史的罪人，说伍子胥勾结外族而灭掉生养自己的祖国，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伍子胥无疑是个罪人。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混战不停，人们从思想情感上未必都能认同自己出生的“侯国”等同于如今我们心目中的这种“祖国”的概念。因此我不赞同梁启超的观点，觉得王安石对伍子胥的的评价稍显公允。战争无法回避流血牺牲，最遭罪受苦的还是战区内的平民百姓，从这个角度出发，伍子胥的做法也的确不值得大颂特颂。
行文至此，不禁又联想到《史记》三十世家之一的《越王勾践之家》，略微遗憾的是两传出现了重复叙述的部分，但又不是完全重复，世家一传在伍子胥“”镂剑以自杀”前增加了“大笑”两字，录入了伍子胥数谏夫差的具体语言，两传对比阅读，伍子胥的壮怀激烈的性格更加丰满。
恩恩怨怨何时了？世事茫茫不可逃。时代总要向前，人类的生产生活愈来愈戚戚相关，但愿那些掌握皇权和军权的人们能长期保持冷静，尽量避免陷入与别人的个人恩怨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快地迎来人类更美的春天和更高的文明。
2018.1.10公务途中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