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是作者陈志武发表在媒体上的多篇文章整合后的合集。文章论述的问题涉及到金融资本化与国家兴衰的关系、金融与法制的关系、金融危机、文化的金融学逻辑等等，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论据。多篇文章均以论述金融问题为核心，并以“金融的逻辑”命名，我想还是名副其实的。
书中论述的主题颇多，概括其中金融的核心逻辑有两个：
第一：金融是价值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换技术。这种技术提升了人类生存效用：促使货币产生，财富和货币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向资本演化，摆脱了交易对手的血缘和亲缘局限，提高了交易的效率，扩大了交易的规模，从而盘活了整个社会的资源，打破传统文化的桎梏，提升了个人的自由度和社会的民主程度。价值的的跨时间和空间的交换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一直存在，金融是演化出来的最有效率的交换技术，也是对传统交换技术的替换和创新。
第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结构决定了金融的产生和发展。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下而上地演化成今天的规模和结构，今后金融还将进一步的演化，发展的方向和机会依然围绕着人类生存效用最大化展开，优胜劣汰。金融创新的机遇在于创造条件使金融创新涌现出来。
自有人类以来，生存一直是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尤其是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残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生存的关键是个人必须与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既要有温饱还要使之成为常态，度过荒年、战斗。跨时空的价值交换是解决生存资源匮乏、时空分布不均的关键技术。人类在群体中用互助、交换、分工缓解资源匮乏、不均，谋取生存机会的最大化。例如原始部落公有制，男子打猎、女子采摘，食物共享并抚育后代；以家庭为形式的生存单元，男耕女织，父母培育子女成人后，子女承担尽孝的义务并一代代传承；中国传统社会“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文化系统是以血缘关系为载体的经济关系的外化，文化系统从思想上加固了这种经济关系；欧洲基于宗教信仰的互助结社和团体，心灵上互相取暖，经济上彼此帮助。这种血缘集团、家庭结构、基于宗教信仰的互助团体产生于血缘、信仰等天然坚韧的纽带，提高了生存概率，改善了生活质量，增进了纽带下的凝聚力，与金融的共同点就是价值的跨时空的转换机制。
金融的本质也是价值跨时间和空间的交换，与以往血缘关系、宗教社群组织的互助联盟的区别在于：
第一、金融的价值交换逐渐脱离了血缘和信仰等天然坚韧的纽带，成为基于广泛市场上的陌生人之间的契约交易。支持契约执行的架构、基于产权保护和委托代理的契约制度框架取代了传统信用体系。
第二、用于交换的价值广度不断扩大，财富不断扩展为资本：企业财产与未来收入现金流、土地与自然资源、社会个人与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政府未来财政入。
第三、金融创新发展成为未来收入折现机器。高度的金融化意味着高度的财富和未来现金流的证券化和资本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财富资本化的能力尤其是未来收入折现的能力，例如国家对金融创新的政策和金融创新起到的关键作用和结果导致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国运大不相同。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论述了各个大陆人种的不同命运，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陈志武也尝试用金融的逻辑说明国家命运变迁的根源。“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想明朝中国藏银126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寸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像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城邦。那么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的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了日本外到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在戴蒙德的论述中，决定征服力量的核心要素是钢铁、病菌、文化、政治组织、技术。但是这些只是近似原因，终极原因是不同大陆人种生存环境差异和相对隔离并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导致的宿命。例如动植物物种在地理的差异导致粮食生产中心的不同，大陆的轴线方向影响了粮食生产传播、粮食生产对病菌演化的影响、对文字的影响、对政治组织的影响等等。
陈志武在梳理金融发展的脉络和国家发展的关系中列举了中国、印度、西班牙、英国、美国的许多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技术（公司制度、银行、保险、证券、法律）的发展对于国家崛起的重大意义，对于国运兴衰的关键作用，也可以看到决定金融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不同国家的生存发展结构，其中主要是财力情况尤其是战争对财政的影响、权力的集中程度、金融技术的出现。这些初始条件决定了金融在不同国家发展程度和能够发挥的作用。中国金融的发展历史也有其必然的逻辑和条件，在现实条件下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适当调整政策，可以使金融在提高国民经济效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的逻辑》出版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作者期望中国能够汲取危机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但是中国在金融创新的学习和实践注定也是要经历曲折和试错，并且是难以预测的，只能以一定的概率去分析。人类社会是复杂系统，初始条件中变量的微小差异就可以导致巨量的结果差异。金融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创新是基于各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结构自下而上演化出来的，绝非能够前瞻性地进行计划安排。例如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两个条件颇为重要：独立战争源于对英国殖民者的抗税，注定了美国政府不能依赖增加税收解决战争债务问题；美国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出来，复制了英国和荷兰的金融体系和法制制度，同时美国是新兴国家，热衷于应用火车、电话、电灯、电力、石油、钢铁等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概念催生美国的股票文化，诞生出一个个财富故事，把美国股市的定价和融资能力推向全方位的深化，成为全世界最高效的财富、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中国的金融业也在高速发展，更多的是规模扩张，创新能力不足。金融对社会财富资本化转换的深度和广度差距较大，突出表现在金融业对不同层面的实体经济服务分层化明显不足，不能与企业的发展阶段、风险水平提供相适应的服务模式和产品，服务还远远不充分。不能独立基于风险进行差异化定价和服务，风险控制技术也受到了法律和实践的种种制约和干预，难以真正地创新。资本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是显而易见，“噪音和虚假信息”充斥市场，退市机制不完善，股市在激励创新和鼓励创业方面实质作用的发挥还远不充分。
理念、文化传统、法制传统、实践传统是金融持续发展基础和出发点，创新从来没有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和管理出来的。正如马特.里德利在《自下而上》中讲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收入增长上，还体现在群众参与整套合作系统，推动创新，节省满足各自需求的时间上。到了今天，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发展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也知道有一些条件能促成它的出现， 但仍然没有办法让它听令发生。”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还是需要如陈志武所建议的开放金融创新，让真正的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用的做法在大量的实践中涌现出来，让金融的逻辑发挥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