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推，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富贵公侯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批注】这里内容主要是作者借贾雨村之口阐述的关于人性的哲理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阴阳”辩证的思想，阴阳对立本是自然界的现象，中国古代哲人将其引入人类社会中研究社会现象，所以同样产生了人性对立的思想，于是人性善恶的论述便成为我国古代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了。显然，在这里贾雨村看来，天地会给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正邪与仁恶。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人是儒家构建出来的一套圣人传承的体系，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最高的仁的化身，他们顺应天地正气而生，修治天下；相反地，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在历史中，这些人不是暴君，就是奸臣，自然也就成了大恶的化身，他们顺应天地劫难而生，扰乱天下。

【批注】如果只是单纯依靠大仁大恶的正邪来看，那么历史上就都是圣贤仁人或暴君奸臣了，但是历史中同样还有很多既非大贤又非大恶的人物，他们也许无法向儒家圣人那样高尚，但又有着较高的人生境界，他们也许不像那些暴君奸臣一样为非作歹，但又不受世俗的约束自然放性乃至为世俗所不容，这又该如何理解呢？贾雨村便继续阐述到，原来这正邪二气是可以交融的，这些人秉持的就是交融后的二气。同样他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的例子，看这些人物，我们便可以发现这些人多是文学艺术家。仔细观察他们，我们便可以发现这些人都歌颂或表达着人的真性情，而在贾雨村看来，贾宝玉恰恰可能属于这一类人，这一类人也就是后文贾雨村所言的“正邪两赋”之人。

【批注】仔细去体会作者借贾雨村之口表达的“正邪两赋”，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贾宝玉等人身上寄寓的一种人格理想。在作者生活的年代里，封建制度已然达到最后的高峰，儒家思想早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维护工具，“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世间永恒的最高真理。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的正派就是那些消灭了人欲的圣人，他们用理性克己复礼，从而维护统治的稳定和人间的和平；而那些所谓的邪派则是把自己的人欲发展到极点，造成了社会动荡。作者显然认为这两种人都不是“正常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成为的，真正的人恰恰是“有情”的活生生“正邪两赋”的人，他们无所谓正邪，是超越正邪弘扬自身性情的真正的自由性情人。从这一点来说，作者写一部《红楼梦》去表现这样的人，恰恰就是想要借助这样的人来表达对自由的追求，对当时封建社会压抑人性的控诉。

【批注】最后，我们今天再看作者对古人的一些正邪评价，有些内容仍旧值得商榷。比如在作者看来代表邪恶的一些人中，他们真的就是大奸大恶之人么？比如秦始皇、比如曹操，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又何尝不是英雄和伟人呢？所以中国古代将人性单纯划分为善恶的对立来去给历史人物贴标签，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同样这也启示我们，我们今天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对我们周围他人的评价，都不能去武断贴标签，都应当全面辩证，都应当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