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梁启超所写的《王安石传》，因而对北宋中后期那段历史产生了兴趣。
梁启超把王安石描写成超凡脱俗，心怀天下，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改革家，一个无缺点的完人。
梁启超对王安石有如此评价，我们不得不将其所处的时代和角度考虑在其中。清末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都存在他的身影。将王安石这个改革家搬上神坛，竖立成标杆也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平生及政治主张在史书上多有记载，就不多赘述。荆公能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主要原因，是其宣扬的变法主张。
追溯其变法主张的根源，是北宋当时表面歌舞升平，实际风雨飘摇的状态。王安石所在的时代，宋朝军事力量臃肿而脆弱，官僚系统庞大却执行力低下。两个庞大而不断生长的体系，只能依靠高额赋税来维持。
平民百姓负担重重。作为倍受尊崇的士大夫阶层，只对锦绣文章感兴趣，时务之事却知之甚少。宋朝内外弊症不断积累，但却顺风顺水的过了百年也真是个异数。
当时社会对变革的期许越来越旺盛，王安石借着这股思潮，走上舞台，演了一出政治大戏。
纵观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无外乎四个字:富国强兵。当时在位的是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神宗对国家现状极为不满，期许恢复汉唐之风。王安石的思想，颇和青年皇帝的胃口。因此王安石登顶拜相，领导变法。
虽说神宗对强兵更加偏爱，而王安石侧重于富国，但这不妨碍神宗对王安石的热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着神宗无以伦比的信任与热情，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得到充分的实施。政敌中亦无人敢轻掠锋芒。王安石成为天灾不可惧，人言不可恤的拗相公。
但神宗的热情与信任并非无限的。天灾，人言以及祖宗，神宗不可能不畏惧。新法推行期间的天灾，郑侠的流民图，后宫两太后的哀哭，足以让神宗的热情冷却，信任不在。王安石終而罢相，变法失败。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失败是因王安石内心不够刚强，不愿强硬对待反对者，消极怠工者，执行过硬者等。姑息了这些人。而不是新法有误。
不过我想，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应当源于神宗失去变革的勇气及应对极端情况的智慧。神宗恐惧了，恐惧失去其统治王朝的根基。
在那个年代，皇帝对社会的有着绝对影响力。王安石作为新法制定者和执行者，有他的局限性。真正能成为推动变革力量的是神宗本人。
另一个促使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新法思想的超前并且没有社会基础。不得不承认王安石所构思的新法暗合现代政治和经济理论。很难想象一个古人遐想，会是我们探讨无数世纪的政治经济理论。
可惜某人的遐想无法全盘嫁接在宋朝这块土地之中。不合时宜行政政策，不愿听取他人意见，进行调整的态度。没有分辨不出追随者是投机分子，还是真心变法的眼光。某人何谈拥有变法的社会基础呢?
不管如何，最终王安石这位悲情改革者离开了，归隐山林。不在过问曾为之费尽心血的新法。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是因其新法造成的连续性党争，内耗。在北宋后期上演了一幕幕的政治大戏。他本人也成后世宋史中的奸恶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