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河湾的风水变了

这年冬天，三哥和父亲在家做起了打铁的活儿，生产的东西有门上的串釘、菜刀、锅铲、火钳、纸刷（打烧纸用的工具）等铁器。三哥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他与父亲商量想去城里摆摊卖铁器，父亲高兴地答应了

    改革开放初期，什么东西都好卖。县城里南马市街和北马市街是主要的商业街，这两条街尤其在年关将近得时候更是熙熙攘攘，挤拥不动，街两边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三哥就把摊子摆在北马市街路南邮电局西边，这里有好几个经营土产的摊子。俗话说万事出头难，这天上午来了两个穿制服的收税的人，说是得办什么证，如补办就不准在这经营，正吵吵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穿制服的无意间发现三哥身后的父亲那辆红旗牌26直行车非常眼熟，忙问道：“你是东河湾的人吧？”“是呀，你怎么知道？”“我前些年在你们村儿驻过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爸叫张振兴，你们弟兄一共七个，这辆车我太熟悉不过了！我是老吴，你回去一问他就知道了！”当下老吴便把小胡叫到一旁：“小胡算了，他这只是个临时摊位，你何苦难为他，每天交个税钱就行了！”小胡见老吴这么一说，便不好找再逼，就随着老吴往西边去了。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街上说句话嘴里就冒白气。三哥在摊子前冷得实在坐不住了，就站起来来回跺着脚，这天虽说风小了些，天上却已开始飘起了雪花来。正在这时从邮电局里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穿着邮电制服的中等个子的公家人，他来到摊子前，“哎，我们局里想一用几个串钉，拿废铁换中不中？”“中！”那人边说便走到摊子里边和三哥攀谈起来。“你是哪的人呀？”三哥应道：“东河湾的。”“知道知道，我上下班老从你们村头经过的。你收摊子后去院子里瞧瞧，只要你觉得能用的都处理给你。”从攀谈中得知，他家是曲里村的，叫李道秀，原来在新疆当过兵，转业后被安排在邮电局维修通讯设备，在这有好几年了。

经过打这次交道，俩人走的更近了，见三哥天天回去带着铁货挺沉的，李道秀就说，你要信得过我，就把东西寄放到我屋里，第二天来了直接搬出去就行了，省得带来带去的麻烦！三哥一听也是，从此就把东西寄放在他那里了。后来三哥又把原先父亲摔坏的那台友谊牌收音机拿来让他帮忙修理，李道秀还真有耐心，几天后，这个看似就要报废的物件儿终于让他修的呱呱叫了！

每天三哥收摊回来，不等他进门儿，细心的母亲听脚步声就能听出今天买卖好不好。在饭桌上母亲笑着说，只要是听得贵子的脚步腾腾地响，那肯定卖了钱了，要是听得“扑拖、扑拖”的响，那肯定买卖不怎么好。

      快到年关的时候，三哥便让父亲照看着摊子，自己背着些锅铲在城里转悠着卖，有时一上午竟能卖一百把，四五十块钱哩！那个年月里，这是个多么让人振奋的数目啊！

那年，我们家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三哥高兴之余，自作主张从旁边的服装摊位上给父亲买回一件呢子中山装，父亲接过来，看了又看，心里高兴，嘴里却说：“咱庄户人家平日里也不讲究个啥，买这么好的衣裳，可怎么穿得出去！”

  转眼已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这天吃过了早饭，父亲和三哥、四哥刚点着了打铁炉子，天已下起小雨来。这时一个走街串巷的算卦先生走了进来，“师傅，我这插伞的锥子尖儿折了，能给我修试修试么？”父亲接过来看了看，“中，待会儿火上来了就给你弄！”父亲找了个座让他在一旁坐了，闲聊间得知他是东乡里沿村人，前些年管得严，一直没出来过，如今比以前宽松了些，趁着农闲出来挣个零花钱儿，只是现在年龄大了点，有点走不动了。

不大一会儿，父亲把地锥子修好了，算卦先生道：“手艺人也不容易，师傅，得多少钱？”“一点小活儿，不要钱。”“这怎么能行？”先生说着从小布袋中掏出钱来，父亲哪里肯收？推来让去，算卦先生见推让不过，只得把钱又放了回去。却总觉得意不过，便笑道“师傅，你钱不收，我实在是过意不去，要不我送你两卦咋样？”这时母亲已刷过了锅碗，闻听算卦，连忙上前道：“中！中！先给俺贵子算算吧！”于是母亲找了个小板凳在算卦先生对面坐了，先生就拿着竹签筒晃了几晃，让母亲捡最长的抽取，如是三次，又问了生辰八字后将签放在旁边，开始讲解：“这卦不赖，我拿个图你看!”说着他从包袱里取出一个满是繁体字的老本子翻开来，“你看，画上这个人挑着一担元宝正向着山上行进，走的还挺带劲，照卦上说这人将来定能出人头地，只怕日后娶媳妇都不用你管哩！”“嗐！你说的我都不敢相信，俺贵子学都不上了，现在在家跟他爸打铁，哪还能有什么出息?”算卦先生听了，认起真来：“我这人与别人不一样，不会奉承人的，在城关边知道我的不多，可你到东乡打听一下里沿算卦老徐你就信了”母亲听了半信半疑，先生又说：“从卦象上看，今年他哪都去不了了，明年却是有个参军的机会，到时候他不想去都不成的，当然运气归运气，成败还在自己把握！”

接着母亲又给四哥抽了一卦，翻开书看时，也是一副画，上面画着一个人提着竹篮在河边打水。先生道：“哎哟，这卦怎么说呢？他这考学的事儿看来把握不是太大！不过话又说回来，考学本就跟鲤鱼跳龙门差不多，成功的也就那么几个，所以叫我说这成与不成也不要太纠结，做个平常人也没啥，只要一辈子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也是不错的哩！”

前两年，大舅妈瘫痪在床，母亲每每想起这事，心生余悸。最后她下意识的问了算卦先生一句：“俺大嫂子这几年瘫痪在床，受够了罪，你给我算算，将来我到老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先生一听笑了：“嫂子你这面象一看就是菩萨心肠，行好的人，我保你将来一天这罪都不会受！你尽管放心吧！”父亲一旁听了，不由地责怪：“你问点啥不中？竟问这不吉利的话！”

我缠着母亲也想算一卦，谁知母亲却说：“小孩子家，才多大呀，一边玩儿去。”我见再说也没用，只好悻悻地跑出去玩儿了。

自从大哥接班后，上下班穿着比在家干农活时干净利落多了，每当他骑着自行车下班回村，背后总不免有人啧啧地夸赞，他也体会到做工人、市民比起做农民来感觉太不一样了！他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心里悄然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彻底离开与城市差别很大的农村。

村里长生家的给大哥提了个媒，小见面那天，母亲一大早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十点多钟，长生家的领着那姑娘来了，母亲一看人长得不错，也挺爱说话的，两个年轻人也没说有什么意见，就以为这事成了，后来谁知大哥去送人家时却没有给人家见面礼，这姑娘也是火爆脾气，第二天便找了长生家的质问什么道理。原来，大哥自从接班后渐渐地就有了娶个城市人进城生活的想法，眼下只是害怕父亲责怪才与人家见面的，知道原因后，父亲十分震怒。

前些年有个驻队干部小姚在我家吃饭时与父亲闲聊说，农村人千万不要寻城市姑娘做媳妇，他就找了个城市老婆，结果老嫌他是乡下人，自己受窝囊不说，有时老家来个亲戚朋友在家住几天，他老婆也爱理不理，总是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人，这些年孩子们也大了，无奈小姚就这么将就着过了，这件事在父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父亲在城里上班多年，也深知城里人的习惯，有的住在一个胡同里，甚至一个院子里的人互相都不认识然、不来往。没有农村那种厚道的人情味儿，所以父亲自然不喜欢大哥去城里生活。那天晚上，父亲把大哥叫到堂屋狠狠训斥了一顿：“镏锁，我才让你接了几天班，就心高意大了不是？我在城里上班这些年，城里人啥毛病我还不清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这桩婚事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行你就给我滚出去！”

      大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虽不顶嘴，心里却有着自己的主意，原来前几天厂里的一个叫范淑云的女同事，也给大哥提了个媒，说的是县土产部的一名会计，只是个子矮了些，左腿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现在和他母亲一块住，不过她开出一个不错的条件：不要彩礼。婚后还让大哥进城里生活，大哥为这事正犹豫着：放弃吧，或许就永远失去进城的机会，同意吧，以自己的条件娶一个残疾的老婆心里还总觉得有点面子上过不去。后来范淑云看透了大哥的心思，把大哥叫到了她家里劝解道：“小张，你可得想好了，你顶替你爸的班干啥，不就是想进城么，可你要是再娶个农村的，将来生个孩子只能随他娘的户口，不还是落在农村？再说虽然彩凤她有些个毛病，可人家不要彩礼，又不要你爸盖房子，这对你来说也不吃亏，天底下哪有恁些个十全十美的事，只要大体上自己觉得中就行了。如果你要是怕你爸硬是不答应，我跟你找他说去！”听范淑云这么一说，大哥想想也觉得确实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大哥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结果自然惹得父亲大发脾气。

因为这事大哥一个月没有回家。父亲找到厂里，见着大哥正想发脾气，却被同事们劝住，恰巧孔厂长也在，于是几个人就陪着父亲去了孔厂长屋里，孔厂长也劝道：“张师傅，现在是新社会了，你怎么还是老思想？这搞对象是孩子们的事，他们将来要在一块儿过一辈子的，就算是现在他勉勉强强听了你的，将来过不下去了，散伙了，不还是你的麻烦？你想想，你身后的任务那么多，还不如顺其自然得好！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一席话说得父亲心里的气消了许多，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又劝了半天，眼见时候不早了，父亲起身告辞，大伙把父亲一直送到厂大门外，孔厂长也再三叮嘱，父亲方才骑上自行车回去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到了冬天。

这天上午，几个村干部有的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标语，有的端着浆糊，在街上到处张贴，原来今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

晚上大队部里开征兵动员会，会上，铁柱左右看了看，“哎，怎么贵子没来？”“哦，通知过了，他在城里摆摊儿，回来的可能晚点，待会儿你去看看他回来了没有。”

过了一会，铁柱正准备去叫，却见三哥已走进了大队部。三哥那时自己也愿意当兵去，只是父亲深知这个家眼前的困境：孩子们大了，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这盖房子、娶媳妇都需要很大的经济来源，所以他实在是不想让三哥走掉的，当他知道三哥确实要当兵的消息后，他绝望地把去年三哥给他买的黑呢子中山装撕了个稀烂，他知道从此家里又剩下他孤军奋战了！不过母亲和二哥却支持三哥出去，他们认为出去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后来大队里根据我家里的实际困难，给与了一定的经济上的帮助，父亲这才让三哥当兵走了。

三哥体检通过后，邮电局的好友李道秀也非常高兴地拿了几个大檐帽，和姑姑家的小群儿哥、二哥几个人去县东方摄影馆合影，留下了这难忘的一瞬间！

在走的那天早上，按照父亲的嘱咐，三哥去两个叔叔家道别，可是院子里却没人答应。支书见此情景，忙给三哥宽心:“算了，咱们走吧，到部队好好干，争气就是了。”

不久，三哥来信了，他在确山的一个装甲部队里，那时，军队也在改革，普通士兵已允许报考军事院校，三哥于是又重新燃起了考学的念头，他很快给家里写信，让家里找齐了高中的课本寄去，开始复习，连里的领导也很支持，把一个卫生间改造后给三哥学习用。

就在三哥走后不久，二哥与大叔的关系渐渐地恶化了，那些年收麦子都是用镰刀割，这天早上二哥因昨天累的腰疼，起得迟些，大叔很不高兴，边磨镰边嘟囔着，恰巧井西边的曹清文走了过来，这老头年轻时挺能干的，据说用牲口播种麦子，连牵牲口的都不用，扬场不用别人打掠，自己一人就行。在生产队里是数一数二的种地能手，高高的个子，年轻时也挺俊的，只是一辈子为人太过小气，终于没能成家，如今过继了个侄儿一块儿生活，见大叔正在发牢骚扫，不由得附和道：“唉，这现在的年轻人那，吃不得黑馍，干不得重活，年轻轻的都这样，将来可怎么指望得住！”要不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大叔本就是个火爆脾气，听他这么一说，火气更大了，不由得恨恨的骂了几句，拿上镰，自己下地去了。

二哥结婚的第二年，添了个可爱的儿子，大叔一家高高兴兴地给这个刚出世的娃娃办了体面的吃面酒席。不和谐的阴云暂时被冲散了。

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二哥已是三口之家，家里的经济又都掌握在大婶手里，不想法挣点钱往后可怎么生活？总不能花一分要一分吧！于是二哥又操起了祖传的打铁手艺，放寒假的时候，六哥也常常去帮忙拉风箱，渐渐的二哥有了点儿收入。

见二哥在家搞起了副业，大叔刚开始也挺支持的，有空时还在一旁指导，可后来听了些闲言碎语心里越发感到不安起来。

那几年村里人的光景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好转，刚组建的家庭在一块儿过不了两年就要闹分家，有的还不愿承担养老的义务，农闲时村干部有时还没给张家处理完家务事，王家就找上门来，有的街坊在与大叔闲聊时就偷偷说：你这侄儿挺能干的，只是这样下去等他知道过小日子香甜了，你就不怕他跟你闹分家？大叔是个没注意的人儿，又是个小心眼，这下坐不住了，就在一天晚上一家人吃饭时，对二哥“月安呀，你说咱是一家人不？”二哥一听，觉得话里有话，不解的问：“是呀，叔，你咋这么说哩？”“没什么，我想跟你说个事，以后哇挣了钱就交给你婶子，没钱就跟他要，当然了，跟我要也行，不要弄得跟分了家似的！”二哥听了，十分不快，：“叔，我已是个三口人的家了，我这样干这买卖其实也是给家里减轻负担，再说我遇事儿老跟婶子要钱，时间长了也不好张口呀。”两个人各说各的理，谁也说不过谁，结果不欢而散。

那时家家都有菜地，这天二嫂回了娘家，中午二哥浇地回来，已是一点多了，掀开锅盖一看，见是一锅面汤，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回到屋里往床上一躺，生起闷气来。这样日积月累，双方互相猜忌，矛盾越积越深。第二年的夏天，叔侄二人大吵了一场，大叔怒气冲天，就用抓钩将二哥的房子筑了几个窟窿。眼见得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经大队调解，二哥一家三口只得搬到河堤上福田叔家的一座闲置的老房子里去住了。后来经过几年的积攒，在亲戚们的帮助下，二哥终于在村西头勉强盖起了自己的三间新房子！

1984年夏天的一天上午，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单，四哥一看，是三哥寄来的，于是下午便去取了回来，原来是一个木箱子，打开看时，，是一些书本和几件衣服，里面还有一封信。四哥拆开来，我也在跟前仔细地看着，上面大致写的是，这两年，在连里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三哥经过吃苦努力，参加了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并考上了！一个礼拜后就要去长春装甲兵技术学校报道，途中还要顺便来家看看，看到这里，我高兴地赶忙跑到堂屋报喜：“爸、妈，俺三哥考上了！考上了！”正坐在板凳上扇扇子的父母亲忙问：“考上啥了？”“考上长春市装甲兵技术学校了！他还说这几天还要回家一趟哩！” 二哥在一旁听了，也高兴地连声说“好！好！老三这几年总算在外头没白混！”

几天后，三哥穿着崭新的军装，果真提着一个军用旅行包走进了家门。

那天上午，姑姑，小叔，大叔都过来贺喜，消息很快传遍了东河湾村。这年村里有两个人也分别考上了铁路学校和师范学校，他们是田闰生哥和梅花姐！这三个人经历了千难万难，总算成功了！王庆叔不由得感慨地说：这东河湾的风水可是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