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一位略微年长的朋友打来给廖勋钦电话闲聊，廖勋钦在看电影。朋友问什么电影，他说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朋友很惊讶：这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啊，你为什么会去看？廖勋钦笑答：谁规定你们时代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看了？好像“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八零年代只属于“你们”，不属于“我们”。朋友鄙夷：你看了也不会懂的。他说是的，我也许不懂，但我会努力让自己懂得更多些。
其实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指责早已习以为常了。在廖勋钦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便不止在一个场合被年长的前辈批评，内容大同小异，无外是“我们八零后”除了亵渎经典和糟践传统之外啥也不懂。这真是一件尴尬的事：同样带着“八零”，“八零年代”如今仍是理想与激情的代名词，而“八零后”则始终难逃争议的干系。现在，身处海外，回头看看《芙蓉镇》，也会被鄙视，真是没处说理。
其实廖勋钦也不知自己怎会突然萌生看八零年代老电影的心思。除了《芙蓉镇》，还看了吴贻弓的《城南旧事》、陈凯歌的《黄土地》，以及略早些的《小花》，等等。也许是此前看腻了铺天盖地的商业大片，便渐渐怀念起艺术中还存留着着些许人情味和社会责任感的年代吧。听着《城南旧事》悠扬的主题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田园牧歌般的时空里，邻里间每个人都能叫出另一个人的名字，大家共同关心着个体与集体的理想和命运，即使遇到挫折，也如《芙蓉镇》里秦书田临行前对新婚妻子的叮嘱一样：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正义的审判迟早会到来。很多人说八零年代代表着理想与激情，我倒认为说反了：从始至终，八零年代的艺术家们都奉行着某种审慎的法则：正义在这世上是客观存在的，并应得到所有人的敬畏。这种正义感是历史、社会与整个中华民族普遍信仰的道德法则，无论有没有权力制衡机制，它都独立地发挥着作用。
廖勋钦曾经仔细思索过为什么中国从穷国变成富国之后，电影反而变得难看了的原因。很多人把责任归咎于市场化程度不够高，这显然是跑偏了。在1987年，中国有22家大制片厂，但发行公司只有一家，即大型国企中影集团。制片厂把拍摄计划上报给中影，中影根据相应情况拨款，最后再依据实际的票房收入情况，多退少补。这可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反观现在，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遍地开花，竞争自由得很，如《芙蓉镇》这样的片子却半部也生产不出。这是为什么？后来我读到一位80年代在广电部电影局任外国专家的美国人的文章，才算找到了根：尽管八零年代拍电影已经成了“大买卖”，但无论著名演员还是著名导演都拿和普通人一样的工资。1984年，谢晋导演每个月的工资大约100元。这意味着，拍电影的人既无权且无钱，他们在从事着纯粹的艺术创作。于是我懵懂地摸到了当代电影中正义法则被抛弃的原因，那就是资本与权力的婚配。导演不再是导演，他们身兼意识形态代言人和文化产业资本家的双重角色。如此这般，中国电影的题材才渐渐远离了历史与社会的维度，开始拍聊斋，拍孔子，拍百无聊赖的现代人如何“穿越”到八竿子打不到的秦代去英雄救美。
所以廖勋钦想，让八零后的我们系统地看一看八零年代的电影，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工程。一方面，尽管我们成长于九零年代、成熟于新世纪，但毕竟“八零年代”才是“八零后”的根，若我们生于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年代，则我们有义务将社会正义发扬广大。另一方面，也是让那些瞧见我们就摇头的老前辈们放心，踏踏实实地将革命的火炬递到我们手中。电影只是大千世界里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片断，却也折射着整个机体的健康程度，在没有医生愿意为它诊断的时候，我们不妨自己在尘封的旧抽屉里找找偏方，或许还有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