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社会，周礼衰败，社稷动摇。始有诸子立说，百家兴起。探天下动乱之根源，解庶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老子乃开春秋思想之先，吾国哲学史自此之时也，亦谓之名学之时也。名学思想之提出，见《老子》：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故老子之“名”，源于名实之争，名之功用也。
老子辨万物之起始，极力崇拜“无”，主张绝圣弃智，废名而后快：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姑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
由于无名生于有名，故可道之道，不是上道；可名之名，不是上名。于是乎，老子常言“无名之朴”之好处：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不治。
“无名之朴”即指“绳绳不可名”之混沌状态。王弼注云：“遂云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世之乱根，“失治”即在于“始制有名”乎。故老子以为：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老子提倡回归“无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
其消极之至尤可见。亦“无名”而导“无为”。实施“无为”之治，方可解天下之动荡，民生之疾苦。
与老子不同，稍后之孔子，以为“礼坏”乃社会之病根，而非老子之“名”。维护以致礼制重建，乃解决乱象病根之药方。
天下“乱”之根源，即无一公认之是非标准也。故孔子之名学为“正名”，以“正”天下是非评判之标准。然无所谓评判标准或其败坏，根源实为社会政治与伦理之结合。于封建社会到来之前，孕育封建阶级产生动力之生产力发展，实乃宗法制度为其载体也。
《尧典》曰：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楚语》云：
所谓百姓……者何也……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是为百姓。。
《左传》有：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
《周语》又云：
伯禹……克厌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
关于“姓”之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丝毫不作其与社会组织之影响。
《晋语》云：
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
《白虎通义》：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世别类，使生相爱，死莫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
既而社会存有“姓”之多，且异多同少。故又有宗法制以维系，则“异姓则异德”得以长远立足矣。
《左传-僖二十四》：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国。
梁启超谓，《荀子-儒效》篇称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居五十三；《左传-昭二十八》称武王兄弟之国十有五，姬姓之国四十；《吕览-观世》篇称周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
《鲁颂-闷宫》云：
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旧部落则为新建国之“附庸”。古书言诸服之制，《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酒诰》《康王之诰》皆言侯甸男卫；《康诰》称侯甸男卫邦伯；《周语》称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周官》更有六服、大服等异名。中央天子以朝觐巡狩会同等制度以保主属关系
社会生产之进步，使列国渐有对抗周室之资本。
春秋之时既有封建之阶级，土地私有之制形成。列国诸侯传承周之“天命”概念，宣扬本国先祖地位之高，不愿再居天子之下。
春秋早期秦武公编钟及编镈铭文：
秦公曰：我先且（祖）受天命，高（赏）宅受或（国）。
春秋中期秦景公铜镈及铜簋铭文：
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竈又（有）下国，十又二公不豕（坠）才（在）上，严龚夤天命，保菐氒（厥）秦，虩事﹝蛮﹞夏。
又晋公盆铭文：
晋公曰：我皇且（祖）唐公，痽受大令（命），左右武王。
孔子周游列国，欲施展抱负，提倡“礼治”。而“正名”为此举之第一，以明辨是非。
《论语-子路》：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此乃孔子名学或曰“正名”之始也。关于孔子之“名”，后人有“名分”、“名实”之论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云：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
其又云：
名生于其，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故凡百议有黮黮者，名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尤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巳。
《荀子-正名》有：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
盖此后人附会之也，非孔子之意也。
孔子“正名”在先，《春秋》在后。五经中，诗、书、礼、易四部为孔子“述而不作”，唯《春秋》乃子任鲁国右史官所修之。
《孟子-离娄下》云：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春秋》既有四经所无之名学，又有名学专著《尔雅》及后世《释名》《方言》《白虎通》经典所无之史、政。吾辈应持孔子“作《春秋》”之立场，方能深入读解其之于正名意义之关切，以有别其他经典之意义。
《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文法。王道备，人事浃。
《汉书-儒林传》：
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
《春秋序》：
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
纵观孔子之政治实施之次序，“正名—法古—托古改制”为“孔必藏书”所体现之思路。以《春秋》为核心，“正名—法古”为第一性，“正名—语言”为第二性。孔子所看重之“言顺”，其实质并非正统之解释为“语言性”，而为更深层次之“是非判断”之标准。所谓“标准”，即以古为载体，托古改制所推演而来。
《春秋》中“王正月”出现九十七次，因周文王“政法度，制正朔”。
《公羊传》：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史记-历书》：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此乃孔子“法古”之举。意谓宗法礼制不能失。
《春秋-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冬，蝝生。饥。
《公羊传》：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左传》：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借，以丰财也。
《春秋-哀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冬，十有二月，蟓。
《公羊传》：
不时也。
皆谓之古法不能易。
《公羊》《谷梁》两传，于文法上给予《春秋》阐释，将名词、动词、状词、介词、连词皆归纳入研究范畴。盖《春秋》以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如记载“是非之说”，《春秋》以正名主义之思想，笔设褒贬，书以著明。吾等皆不应将此经典十足史书化，而应观其以史书体例以明义之经书。其核心点在社会现实耳。
《近思录》：
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经学通论》：
综而论之，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
此正是《春秋》宗旨与功效之统一所在。孔子有云：“当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进而令人确信孔子修《春秋》之目的，是为以史明义也。以至于《春秋》所立“素王之法”甚为西汉所推崇。
《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史记-太史公自序》：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瀺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故《春秋》所发挥其他四经所无之社会价值，正是孔子修其之目的。孔子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抑或后人所言“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是也。
然而“名”之正于文武周公，而“名”之始则理应向前代推之。于是乎，孔子托古臆造之制度即“是非标准”之源头指向三王五帝。
《论语-季氏》：
生而知之者，上也。
《尚书-吕刑》：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国语-鲁语上》：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韦昭注：命，名也）
《礼记-祭法》：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可见，孔子主张“学而知之”，先“知”而后可“名”，然“生而知之者”存在于“学而知之”者之前，故“名”事由先王圣贤所作。于是乎“孔必藏书”应时而生，切实贯彻此一思想。
于托古改制者，仅《禹贡》一章而论亦可见一斑。孔子将大禹治水之山川分布与九州贡赋以及贡道诸成分结合为一，臆造舜禹时代之行政规划。此乃孔子实施政治抱负之方法。其实于春秋战国，借助古史之传说，附会古人事迹之行为，不在少数。诸子立说，皆得益于托古。在此不详论。
“正名—语言”之系统，亦十分引人入胜。所谓“名正言顺”者，盖此语言问题之多也。《春秋》者，于此亦有创新。
自文字产生始，即有文法可言。殷商甲骨文虽无历史观念可论，然实为后世铭文、列国文字之祖。今举几例，试论“名正”之前代行文，何以“言顺”之一二。
《合集-伐下弁》：
贞：“王比望乘伐[下]弁，受（有）又（佑）。”
贞：“王勿比望乘”取。
贞：“乎（呼）肉。”
贞：“乎（呼）収（拱）峊（次）。”
《合集-雍奠》：
丁亥[卜，王]贞：“弜（疆）[以]雍眔（涕）[奠]？”
[丁]亥卜，王贞：“弜（疆）弗其以雍眔（涕）奠？”四月。
癸未卜，贞：“不其于多子囨（祸）。”
《合集-受年》：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固（占），曰：“吉。”
“东土受年。”“吉。”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此乃殷商甲骨文之例子，皆为记占卜之事。
至于西周铭文之内容，罗泰先生曾提出铭文结构可分为“昔日”、“今日”、“后日”三部分。“昔日”即指器主与其祖先功劳之选录；“今日”即指接受赏赐之描述以及赏赐礼品之叙录；“后日”即指“万年永宝”、“子孙宝用”等祷辞表达对未来之希望，强调祭祀祖先之于后裔之作用。
完整之昔日、今日、后日三段结构之铭文，直至西周后半叶方出现。
善夫克鼎铭文：
﹝昔日：﹞克曰：穆穆朕文且（祖）师华父悤襄氒（厥）心，宁静于猷，盄（淑）悊氒（厥）德，肄（肆）克龚保氒（厥）辟龚（恭）王，谏辥王家，叀（惠）于万民，醿（柔）远能猌（迩），肆克智于皇天，琐于上下，得屯（纯）王敃，易（赐）厘无强，永念于氒（厥）孙辟天子，天子明德，觐（景）孝于神……
﹝今日：﹞王才（在）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位），鱸季右（祐）善（膳）夫克入门，立中廷，北乡（向）。王乎（呼）尹氏册令善（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汝）出内（纳）朕令，令余隹（唯）鱄稾乃令，易（赐）女（汝）田于渒，易（赐）女（汝）井家匐田于跣（峻），以氒（厥）臣妾。易（赐）女（汝）田于康，易（赐）女（汝）田于匽，易（赐）女（汝）田于愽原，易（赐）女（汝）田于寒山……
﹝后日：﹞克其万年无强，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铭文遂渐已呈现“记史”之意识，然其内容依然离不开祭祀与承受天恩。
于“天命”之完整信仰之中，赏赐与祭祖彼此结合，成“礼”之整体。殷商西周社会之中，祖孙之间血缘关系逐步推展为君臣之礼仪制度。祖孙与君臣之道相辅相通，故孔子极力推崇。
《礼记-哀公问》：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
《小戴礼记》亦云：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
怎奈春秋之始，历史观念形成，历史记载与宗庙记录分别两用，列国始有“纪年春秋”之修史活动。孔子亦顺应其中耳。此时代铭文变化呈现趋势之二者：其一，铭文趋于多元化，铭文字数以少者居多；其二，内容之描述天子赏赐者日益罕见。更有甚者，关于“易”（赐）等字眼已不再专指赏赐之义。
春秋早期曾国曾伯文簋曰：
唯曾白（伯）文自乍（作）宝簋，用易（赐）眉寿黄耇（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亯（享）。
吾等再观《春秋》之《公羊传》：
《隐元年》：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隐三年》：
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 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
《隐公六年》：
《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
《隐十一年》：
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而？弑也。
《桓十年》：
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
《庄十一年》：
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庄三十二年》：
何以书？记异也。
……
诸如此类之个人情感在此难以一一列举。
如胡适所举，记修史之褒贬。在此复引之。
（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隐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髠。
（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同是书一弑君之事，却另有说辞。
比较《春秋》及前代之文，二者大有不同。不同者有二：其一，前代记事直白意骇，实事求是，不带个人情感也；《春秋》者褒贬明了，史家个人之情感寓之于内，创个人主义之风格。其二，前代多为祭祀仪式，难成史书体系；《春秋》者原为史书，后加之以孔子立说之理。
可见，孔子所谓“言不顺”，则是春秋时代之“言不顺”。孔子之“言顺”，实为首创，非古人之法也。故“正名—语言”为第二性，语言所包含之“褒贬”，实亦回归“周礼”。虽与“正名—法古—托古改制”共为两路，或“语言”亦可寓于“托古改制”之中与。
春秋之名学，为后世百家之所发扬也。在此不需补论矣。
2017年初作于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