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二嫂。
当时她坐在二哥家的老式沙发上,仿佛怕弄脏了红色礼服似的弓着背,探着头。她盯着我,对她来说,我只是一个刚刚开门进屋的陌生小孩。
事实上,此刻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是她的陌生人,包括她未来的丈夫,我的二哥。
婚礼待到中午才开始。没有礼炮,没有司仪,没有傧相,没有红地毯。只是一群熟的不能再熟的亲戚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放了一挂鞭炮。
我记得那天很冷,黑龙江冬季的天空阴沉的可怕。
要下雪了。
宴席上,陪同二嫂一起来的翻译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笑话是这样的:二嫂刚刚偷渡过来的时候,看到东北农家大院里堆放的满院子苞米黄豆,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生产队吗?
也许我们应该笑,但这个笑话并不好笑。叔叔们出于礼貌干咳了两声,气氛旋即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
翻译以为我们没有领会笑点,又加了一句:
在他们朝鲜,只有一个生产队才能打这么多粮食!
后来二嫂学会了汉语,她讲起和妈妈偷渡过江时的经历,说的最多的只有一个字,跑。
她说朝鲜边防开了枪,她说领头的偷渡者一直在骂娘,她说那天很冷,透过封冻的江面,能看到头顶稀疏的月光。
二嫂一家人在朝鲜某个面粉厂工作,工资是没有的,厂子每个月给发些大米白面辣白菜之类,如果想吃鸡蛋和肉类,需要提前申请。
十七岁那年,二嫂的父亲去世了。
母女二人孤苦伶仃的生活了一年,日子越发难以为继。
于是娘俩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
偷渡是不用花钱的——前提是你必须同意,到中国听从蛇头的安排,嫁给某个中国人。你必须嫁,没有第二个选择。
二嫂的妈妈到了中国便嫁给了某个老头。几个月之后,我的二哥才通过蛇头,花八千块买下了二嫂。
没人知道她是否幸福,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二哥对她还是不错的,他是那种教科书式的中国农民,不会抽烟,喝少量的酒,偶尔吹牛逼,从不打女人。他给二嫂买过三金首饰,很多衣服,没让她做太重的活。
不过,两人之间缺乏交流,却是真的。
嫁人那年,二嫂才十九岁。即使抛开民族差异,她也比二哥小了十岁。
这样怪异的组合,岂会有感情?
一年多以后,二嫂给二哥生下了一个女孩。过了不久,这桩怪诞离奇的婚姻,终于发生了它应有的变故。
有人告密。
告密者是乡亲,是邻居,是电视剧里淳朴憨厚的农民伯伯。总之,为了二百块钱的举报奖,他跑到县城公安局,向民警检举揭发了二哥与朝鲜偷渡者成婚的事实。
于是,二嫂被抓了。警方顺藤摸瓜,在另一座村庄抓获了她的妈妈。母女二人锒铛入狱,二嫂哭着给二哥打电话,求他救救她们。
遣送回国,我们会死。她说。
这事从此朝着黑色幽默的方向越走越远。家里一干亲戚四处忙着打点关系捞人,不想对方却主动送上门来。那是一位用得起手机的公安局长,他打来电话,说,人在我这,不想让你的孩子没妈,你就要懂点事!
你会怎么做呢?
半年之后,二嫂和她妈妈出狱。她们从此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民。母女二人终于不用老死不相往来,她们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团聚,不必担心被人发现。
从此,二嫂变了。
二嫂妈妈生活的地方,是一座朝鲜族乡。二嫂去得多了,便结识了很多同类。她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习惯着同样的生活习俗。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孩子刚刚断奶正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二嫂回到家里向二哥宣布,自己要跟几位朝鲜族姐妹去城里打工。
二哥不希望她去。这位农民尽管老实巴交,也能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她这一走,便再也不会回来。
两人大吵了一架,从此陷入冷战。二哥藏起了她的身份证,不给她一分钱,他希望用断绝经济的方式断绝她的念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始终记住,二哥只是个农民,他没有那样的胸襟和洒脱。
春天,趁着二哥在地里忙活着插秧种水稻的时候,二嫂走了。
乡亲们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心思想造了她的很多谣,二嫂在外面被包养啦,二嫂在外面做小姐啦,二嫂在外面跟别人同居啦,总之没什么好话。
二哥从此也被人笑话,为了这个媳妇,花光了姑姑姑父几年的积蓄,最后人家却大步流星的走了,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丝温柔。
一切都是自找活该。
一年以后,二嫂寄来了离婚协议书。信里还有一张照片,她看起来胖了很多,身上也有了一种进城女人惯有的土气的时尚。她说自己在一家韩国人开办的饮料厂工作,还说自己不想回来了,让二哥不要恨她。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