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晚上，在塬上老家的父亲，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女儿的电话发给他。
女儿今年六月份高考，最终以超过一本线一百多分的成绩，考上了西安的一所211大学。事实上，当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对女儿有着巨大期望的我，没有上六百分的成绩，还是让我心存遗憾。原想着，女儿怎么也能上考个六百来分。这种内心期待的落差，让我的情绪远没有一个父亲因为女儿超出一本线一百多分而高涨。
父亲在女儿高考前，曾特意叮咛我，成绩出来了给他打电话。可我，在女儿出来的那几天，为她那尴尬成绩填志愿，弄得心里乱七八糟的，根本就把打电话给父亲的事情忘了。好不容易把女儿填志愿的事情弄妥，我这才记起给父亲打个电话了。
当我在电话里告诉女儿高考成绩时，父亲是在邻村打零工干活着呢。电话那头的父亲，用夸张的语气，一连重复着说了几句“考得好得很么”的话语！
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就在高考成绩揭晓的那几天，一直在等着我的电话。有好几次试图给我打电话，害怕女儿考得不好，选择了放弃。我没打电话，父亲也就认为女儿肯定没考上，那几天的他，心神不宁，一向健谈的他，话少了许多。
就在我把成绩告诉父亲的那一天晚上，他又一次给我打来电话。这一次，他没给我说话，直接让我把电话给女儿。
父亲用不大漂亮的言语，在电话里蹩脚地向女儿祝贺着考上大学。当得知女儿报考的是西北大学时，电话那头的父亲，说话的声音高了许多。这应该是父亲和女儿第一次在电话里说话。通完电话，女儿对我和妻子说:“我考上大学，看来只有我爷最高兴！”
这也难怪，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父亲，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家里出一个大学生。说来有意思，二十六年前，我参加了高考，最终因为山区定向师资班降分，幸运地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车，上了一所地区师范的专科学校。虽说勉强上了一个大学，有了工作当了老师，但在父亲的心里，要不是因为国家政策，我根本就端不上“铁饭碗”，我顶多算半个大学生。
在父亲那一辈，他绝对是村里的文化人。像什么样的大学才算好大学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比我都亮清。就像女儿报考的西北大学，父亲就觉得是个好大学。女儿能考上这样的大学，那才是真正的大学生。
父亲是个藏不话的人。女儿考得这么高的成绩，上这么好的大学，就成了他在村里和别人说话时的“资本”了。据母亲讲，父亲在说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其神情尽是得意和愉悦。
女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父亲大早就从塬上老家下来。他戴着老花镜，细细端详着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认真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走时，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硬是交到了女儿的手上。
父亲给女儿的红包，足足有二千块钱。我知道，这两千块钱，对于父亲意味着什么。父亲生性节俭，一辈子只知道用劳动挣钱，从不乱花钱。快要七十岁的父亲，一有空时间，就在村子周围打零工。一天一百块钱的辛苦钱，他乐此不疲。
父亲送给女儿的这个红包，是我见过他送出去最大的红包，也是最心甘情愿的红包。
女儿上大学后，我一回老家，父亲就问女儿在大学怎么样，习惯不习惯。父亲对女儿的特别关爱，毫不掩饰地体现在好多个细节。
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父亲很少给我打电话。他向我要女儿的电话号码，是想给女儿打电话。我都能猜得出来，父亲给女儿打电话都会说些什么。有一点可以确定，父亲给女儿打电话的内容，绝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无论怎样，父亲给女儿打电话，不知“谋算”多久，对他而言，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