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分得一间半老屋,在父母几十年的努力经营下,沿老屋西接了一间,后来又接了一间水泥砼为屋盖的平房,老屋后拖檐房的厨房杂房基本上就不用了。
七十年代,新塘至红土的公路建设上马了。我们沿公路线村里都住上了来修公路的人,那时候搞大集体,家家户户都安排住人,我们屋场也不例外,住的是崔坝镇的修路民工。原来我和二弟三弟挤在楼上的一张床上睡,为了民工住,我仨就搬到楼下在父母住的房里搭地铺,四弟是老幺和父母挤着睡。
那段时间村里很热闹,到处是修路的民工,每天下午轰隆隆的放炮声不断传来,似乎要将山花嘴这片土地掀翻一般。
修路的人多了,我父亲就在业余时间帮民工理发,理一次收0.15元,补贴家用。
修路大约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才完工。那时候安全意识比较差,修路常常出安全事故,隔一段时间就有伤亡事故发生,那时候人的命不值钱,也没有现在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
山花嘴杨医生的大儿子杨连安一直身体不好,罹患肺结核,一直在家修养,快30岁了 还未娶媳妇。有一天下午,天气晴朗,他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突然,一声炮响,一块石头砸到了他身上,可怜他没被疾病带走,却被一块天外飞石要了命。那年代遇到这种事情只能自认倒霉,他父亲悲痛欲绝白发人送黑发人。
还有一例,临近我家附近沙湾居住的青年李孝慈,他自己是修路民工,他干活的工地在弯槽下面。一天,他收工回家,走到了廖德成家包上,这时修路放炮开始了,轰隆隆声传来,他仰天看望瞬间,一块飞石直砸喉咙,当场身亡。
修路的伤亡事故经常发生,修路的代价太高了,历史会铭记这些付出生命的人吗?
我读完小学,接着到山花中学上初中。初中在下塘坝,距离我家较远,每天早上吃早餐后往学校去,差不多得走一个小时,下午4:30放学回家,我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下午回家的路上是饥肠辘辘,我们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初中学习不怎么紧张,学校组织学工学农活动,到农村去干简单农活,组织文艺宣传队,给生产队社员演出。幺叔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经常演主角,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行,尤其受负责文艺宣传队的桑兆先老师喜欢。我参加了一届文艺宣传队进行舞蹈表演,我的艺术细胞一般般,后来被淘汰了。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有三句半、舞蹈、小合唱、乐器表演等 ,因幺叔擅长文艺,成了学校的名人,按现在的话说是学校文艺大咖,我幺叔这时期应是最为自豪和风光的了。
初中学生时代,有一些小玩笑,至今我还没忘记。据初中同学皮少友讲:同学高英(后来嫁给了我幺叔,成了我的幺婶,后面会详写)有一次说,周某人怎么不找我讲话了呢?从此,同学们就笑我和高英有什么关系,这玩笑一开,一直到高中后同学们继续八卦。本来没什么事,玩笑一开,我真没和高英讲过话了,直到高中毕业。
那时课本也很紧张,有一年课本迟迟未到,学校组织学习报纸,读任民日报设论。学校还组织培养积极粉子,动员我们写申请加入红位兵,我还真的加入了红位兵,虽然不是第一批加入的。
1976年粉碎了肆人邦后,1977年初升高要进行考试加正审录取高中新生,初二下学期学习突然紧张起来。我在初升高考试中,一举成名,尤其是作文写的好得了高分。改语文卷子的是高中老师李家赖,他和我父亲熟悉,他们是同行,我父亲是小学老师。
初升高考试完了后的暑假,教育站组织老师们集中学习,在学习期间,李老师竖着大拇指笑着对我父亲说:你儿子不简单,作文写的好。我父亲那年参加教师暑假集中学习应该是最开心的了,儿子有出息,父亲自然引以自豪和骄傲。
读高中后,学校按考试成绩分快慢班,我分到了快班,以前是文艺宣传骨干的幺叔分到了慢班。从此以后,我和幺叔就没同过班,他的文艺特长在恢复高考的年代没有了市场。分快慢班对慢班生打击很大,他们基本上是破罐子破摔,学习不搞,而谈恋爱、抽烟等在慢班流行,我在当时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读快班,一门心思在学习上,每天做数理化习题,那时流行题海战术,我们快班的同学基本上与慢班同学没有了交集。高中毕业以后,关于慢班的一些事情我才知道:他们毕业时依依不舍,你侬我侬,互送纪念品,恨不得海誓山盟。
高英也在慢班读,我们快班教室与女生寝室很近,我每次路过女生寝室,女生们就起哄,她们大声叫喊:高英!高英!我常常低着头红着脸急匆匆逃走。
幺叔在高中也没闲着,悄悄谈恋爱,悄悄的抽烟,慢班同学有时间玩儿。加之幺叔一表人才,不乏女同学倒追,幺叔的高中生活除了学习不如意外,其他应该是丰富多彩。
我1979年高考,考上了恩施州中专,到医院体检,说我有鼻炎,惨遭淘汰。无奈我继续复读,1980年再考,考上了湖北省中专。
我们参加高考时都是本科大专中专一张卷子,总录取率在10%以内,我们所在高中一个本科生都没考上,考上大专有3~5个 ,中专考上的有20多个,那年代考上中专就算不错了,可以转非农户口,包分配。
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父母高兴得不得了,举行了升学宴,邀请亲戚朋友共同庆祝,热闹非凡。
当时,在山花嘴我是第一个高考考出来的学生,一时间名扬山花嘴。
估计幺叔那段日子是最郁闷的,和亲侄儿是同学,一路同读小学、初中、高中,侄儿风风光光考上了省中专,自己却名落孙山,这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帮我转好户口,带上棉被、木箱子等,我告别母亲,父亲送我到恩施城,在恩施小十街的一个商场里给我购买了黑色皮包、黑皮鞋,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送我到汽车站,目送我前往武汉,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給我购买的黑皮包、黑皮鞋总价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由此可见父爱如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