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尔、多尔和温德尔、格雷厄姆所采取的实验设计从思路方法上来说是类似的。所以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希尔、多尔的实验设计，再来探讨一下这个实验的缺陷在哪里。
希尔和多尔从伦敦及周边的20家医院筛选出肺癌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出其他疾病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每家医院有一名社工对病人进行访谈。访谈的问题包括煤气厂离病人家的远近、吃炸鱼的频率、晚餐是否更喜欢吃炸培根、香肠或火腿。在这一堆问题中，暗藏了关于吸烟习惯的调查。统计访谈表可以发现是否有某一习惯与癌症相关。
1948年5月1日，共收回了156份访谈结果，这些结果通过数据分析，只找到一个和肺癌有可靠的，无可争辩的关联——吸烟。接下来几个月更多的访谈结果呈递上来，更强化了这个关联。有趣的是，调查者之一的多尔也是一个烟民，面对自己收集的数据，他无法再自我安慰，在调查中期他把烟戒了。
这种调查方法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回顾性调查。一个肺癌病人，我们获知他曾经吸烟，这只能说明肺癌与吸烟之间有潜在关联，但不能反过来说吸烟导致肺癌的概率有多大。另外，回顾调查容易产生偏差，如果肺癌患者高估了他们曾经的烟瘾，如果统计员不自觉强化了（或忽略了）某一相似习惯的数据，结果就变得不可信。
对这个调查的缺陷，希尔自己非常清楚。我们假想这样一个实验：一群人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强制吸烟，一组强制禁烟。然后跟踪这两组人群的肺癌发病率。这样便可以证明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样违背医学伦理的人体实验，希尔想都不敢想。怎么办呢？希尔想到，可以跟踪现实中的人群，对他们加以标记，并跟踪。几年后，机遇出现了。
50年代，英国医疗卫生系统实现了6万多名医生集中注册，每次有注册医生去世，会登记会员详细死因。这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1951年10月31日，希尔和多尔给59600名医生寄去了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得很简单：受访者的吸烟习惯和估计的吸烟量。他们收到了41024名医生的回信，经过统计，他们把这4万余名医生分为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两组，人群中每次有医生去世，他们就联络登记处确认死因，如果是肺癌，他们就在统计表记录下来。现在，希尔和多尔可以坐下来实时观察数据的变化了。
从1951年10月到1954年3月的29个月里，这个人群中发生了789例死亡，其中36例死于肺癌。翻阅这36例肺癌死亡者的统计表，结果一目了然：所有肺癌死亡病例都发生在吸烟者中。36:0，两组的差别太过明显，本来设计的统计分析都还没派上用场就完成了证明。
1956年，希尔和多尔发表了他们对肺癌的前瞻性研究。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就在同一年，美国成年人吸烟率达到空前的顶峰：45%。
战争通常会刺激两种产业——军火和烟草业。二战大战确实有利促进了烟草业的发展，40年代中期香烟销量攀升到极高水平。同时，战后随着士兵解甲归田，他们把对香烟的沉迷带回了本土。乘着战后经济复苏的东风，烟草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宣传，50年代初，烟草业已成为实施市场细分营销策略的先驱之一。城镇职工、家庭妇女、移民、非裔美国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定位的香烟。最妙的是，烟草公司甚至设计了针对医生的香烟，广告里说：“医生爱抽骆驼牌香烟。”医学期刊上常常登载着香烟广告，医生在美国医学协会的年度会议上排队免费领取烟草展台派发的香烟。
虽然希尔和多尔这几年间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引起医学界、各种健康组织的足够重视，但烟草业从来没有掉以轻心。1955年，万宝路（及多个香烟品牌）推出带有过滤嘴的香烟，以加强消费者的安全感。更早时候，在希尔、多尔发表他们的前瞻性研究三年前，也就是1953年12月28日，几家主要烟草公司的负责人约在纽约广场酒店会晤。他们感觉到负面舆论将会接踵而来，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开展主动的大反击。
烟草业犀利的反击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