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角下临城潘氏贞节坊的再审视

张范津

潘氏贞节坊，位于临城县城西南的南程村，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季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名全称为“旌表清故儒士赵芙之妻潘氏贞节坊”“潘氏贞节坊”是它的简称，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的名称。

牌坊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之一，历史上，朝廷对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的表彰往往是以立牌坊的形式进行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牌坊堪称中国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尽管这么说，但除了照片、影视剧中的牌坊外，我还真的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一座现实中的古牌坊。外出旅游肯定有过遇见，但走马观花，即使见了，心不在焉，也视若无睹。

2017年在临城巡察期间，听巡察办杨振营主任说临城有座潘氏贞节坊，我为之一动，决计前往，一睹那座贞节牌坊的风采。

此牌坊为三坊四柱型，青石雕刻，保存基本完好。

牌坊正上方，居高临下嵌着一块刻有“圣旨”二字竖匾，宣示着牌坊的规制。正楼随梁上“旌表清故儒士赵芙之妻潘氏贞节坊”15个字，表明的是被褒扬的主体。在“圣旨”下面的随梁坊上所刻的“清标彤管”，正楼两侧立柱上“节烈由来静女事，纲常须用贞妇担”的楹联，以及东西次楼随梁坊“江汉濯之”、“秋阳暴之”的横幅，分明就是颁奖词了。

据史家考证，中国的第一座贞洁表彰纪念物不是贞节牌坊而是“台”，曰“怀清台”，位于现重庆市长寿区龙山寨，是秦始皇为巴蜀一个守寡的妇人怀清所筑。《史记·货殖列传》有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产朱砂的矿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不可比量，不可计数）。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之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对表现突出的贞妇烈女，文字表彰者入史志之“烈女传”，实物宣介者立贞节牌坊。

由于认知原因，人们对于贞节牌坊似乎总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一提贞节牌坊四字，不少人都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甚至义愤填膺。有人悲叹：一座牌坊一付枷，摧残多少女儿花？时人不解节妇苦，只道皇恩赐赵家。有人诅咒：每座牌坊下面，无不埋葬着一个被害女性的心酸与血泪。有人惊呼：至今仿佛都能听到、看到她们说不尽的悲怆与哀戚。

难道它真的就这么可憎、可恨、可怕吗？我以为未必见得。

面对这座工艺考究的贞节牌坊，面对一个女人由青丝变皓首的历史遗迹，面对一个或悲戚、或安适的未知灵魂，面对人们嘈杂的议论，我陷入了良久的沉思……

贞节牌坊的价值导向

牌坊彰表的主人潘氏，是临城县留村人，她与南程村赵芙定亲后，赵芙病逝，潘氏终不再嫁，守贞节，尽孝道，代夫为公婆养老送终，受到邑人传颂。县府将其事迹呈报当朝后，乾隆帝感其所为，颁旨建坊，以表彰她的贞节孝道，所以便有了这座牌坊。

皇帝为一个平民下诏建贞洁牌坊，实属不易，能够打动皇帝，批准以皇家名义建坊，更不是一件小事，若随随便便就能讨得皇帝圣旨，那不遍地都是牌坊了吗？

据史家统计，从东周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仅入载《古今图书集成》的节妇、烈女就有49383人，其中节妇37226人，烈女12157人。明代节妇27141人，烈女8688人，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节妇9482人，烈女2841人。小品语言“用脚指头来想一想也会知道”，实际数量肯定远不止这些，而若仅为明清两代入统人数的三分之一立牌坊，恐怕也不得了吧。

一位柔弱的小妇人，仅仅靠安安静静地守寡一生，就可讨来圣旨，赢得建贞节牌坊之殊荣？谁会相信？从历代贞节牌坊筑建的背景分析，多半鼓励的是折翅之后的凌空飞翔，旌表的是柔弱背后的自强有为，展示的是对家庭责任的努力担当，恐怕这才是它的真正价值取向。

这里，贞节是前提，有为才是关键。潘氏坚守贞节，恪尽孝道，以一己之爱，去延续着另一份爱，以一己之孝，滋养着无价的天伦，以柔弱之躯为公婆养老送终，才终使自己荣登道德之巅，赢得建坊之誉。

试想，建立贞节牌坊，若仅仅是把鼓励丧夫及被侵犯女性的自残自戕作为目的，与自身统治何益？与社会治理何益？

贞节牌坊的现实意义

现实社会中离婚者逐年增多，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婚姻似乎已不再是一生一世的约定，更不是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美貌还是失色、顺利还是失意都至死陪伴的承诺，在爱情婚姻中诚信和然诺，忠贞和高洁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有的人甚至一恋爱就同居，一言不合就分离，直至最后结婚成家，自己都不知道是“几婚”了。

潘氏贞节坊，是牌坊，是建筑，更是一段历史。它是忠贞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文化的认同、精神的支撑。通过这座贞节牌坊，让人关照的是婚姻爱情中阴阳之间的厮守，体验的是夫妇感情上那令人仰视、敬重的纯净和高洁。

因为父母亦或自己与赵芙有约在先，所以在赵芙英逝后，便以终生不再嫁娶相践，即便是阴阳之间的厮守，也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刻，直到自己倒下。这是何等的决绝，何等的凛然。潘氏用自己的一生，对传说中的抱柱之信做出了生动的演绎，对讲诚信、重然诺做出了完美而苛刻的诠释，最终成就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

在这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的咏叹对于她还有意义吗？

面对这座牌坊，那些“几婚”男女们不该深思吗？

贞节牌坊的理论辩误

在人们的认知中，“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是总与贞节牌坊紧密相连的，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多大？一言难尽。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地位并不是像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糟糕，夫权压迫、公婆欺凌。历史毕竟是从母系社会走来的，特别在远古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上是自由且起主导作用的。只是到了秦汉以后，才开始有了对女性生活习惯的约束性规定，实施也并不严格。不然怎会有秦始皇母亲赵姬与吕不韦、嫪毐的隐情？怎会有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据专家统计，在汉、唐两代，公主再嫁、三嫁者就有二十多人，更有赵宋时代，仁宗皇帝迎娶二婚女曹丹姝为妻的记载。明以后，由于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奖励与强制,加之理学思想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观念的不断被强化，节烈妇女数量才大幅度增加，节烈在成为社会共守道德规范的同时，也日益变成了节制妇女的枷锁和镣铐，这或许才是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

毕竟社会是多元的，所以审视问题也应该是多维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我国历史上的节烈文化，不能不承认它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规范作用。此处必须声明，我绝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笃信有加的封建卫道士，而且坚决唾弃这种无视人性人情的歪理，更不赞成那种愚贞愚烈的所谓节烈。但我也绝不愿将节烈污名化，把其看得那样悲悲切切。因为我一向将家庭幸福、人伦温馨奉为圭臬,反对杯水主义的所谓人格解放理论，对水性杨花恨之入骨，对张扬婚前性行为的所谓奉子成婚嗤之以鼻，对婚内外遇诟病不齿。

传统的节烈文化，其弊不在于它对女性约束的严格，而给其身心带来了什么危害，中国佛教史上的女尼不也在戒律森严的环境下生存吗？应该挞伐者，是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说教的无理和荒谬，对男女平等原则的罔顾和践踏。对婚姻爱情的忠贞，是夫妻双方共同的遵循，而不应单单成为女人的牢笼和镣铐。

士需自重，女当自珍，如此而已。

202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