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在政治舞台上的正式亮相适逢东汉帝国发生大变故之际。
董卓被诛,王允、吕布之徒控制长安,开始了对凉州势力的大清洗。京中董卓党羽被屠戮殆尽,剩下最有实力的是驻守在陕地的董卓女婿牛辅。贾诩此刻便在牛辅军中,任讨虏校尉。牛辅迎战吕布率领的“中央军”,队伍人心涣散,逃跑途中为部下所杀。事先被牛辅分兵出去的校尉李傕、郭汜等人没了主心骨,打算解散部队,潜回老家。他们的想法大概是树大招风,当个平头百姓,不惹“朝廷”注意,或能苟活于世。人心惶惶,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去吧。贾诩把他们拦住了。
贾诩说:“听闻长安那边的意思是要杀尽凉州人,各位就这么单独回去,一个亭长就把你抓了。不如集合部队,打到长安去,为董公报仇。成功了呢,咱们扶保国家,征讨天下;不成呢,到时候各位再逃命也不晚。”
大伙儿一听,有道理。
结果怎么样?李傕等人率兵攻占长安,反过来对王允等“保皇派”清算,这些兵匪在城中烧杀抢掠,以至于“杀之悉尽,死者狼藉(语在《三国志·董卓传》)”。
论及长安之乱,裴松之认为贾诩是罪魁祸首,他杀回长安的建议非仁人利博之言,乃是祸乱之源。(见《三国志·贾诩传》之裴注)毛宗岗父子更说:“只贾诩一言,便使长安大乱。武士兵端,起于说士舌端。可畏哉!”(《三国演义·第九回》之毛批)贾诩确乎罪责难逃,虽然这并非他的主观意图。
事实上,李傕等人控制了长安,感念贾诩的谋划,是要给贾诩封侯拜相的,贾诩却一再推辞。推辞的表面理由是,当初建言只是为了保命,不敢居功,且自己名望不够,不能服众。大概是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一而再,不好再而三,最后贾诩勉强出任尚书。期间,贾诩调整人事,努力想使政局回到正轨,此举据说好评如潮。面对这些悍将,贾诩动之以理,左右逢源,一开始他们都还听得进去,所以局面波澜不惊。然而事态的发展最终还是失控,贾诩母丧去官,李傕、郭汜等人开始了窝里斗。争斗不止,胜负难分,他们再请贾诩出来收拾烂摊子。贾诩当了和事佬,却不愿再做挡箭牌,斡旋天子出逃之后,自己也去投奔了同乡的军阀段煨。
人算往往不如天算,当初的贾诩大概是没有算到这样的结局。实在保不了江山社稷,先保下天子陛下吧。当然,自己也得保命。生逢乱世,保命贾诩早就会了。年轻的时候,路遇氐族叛军,同行数十人都被抓去杀了,他谎称自己是太尉段颎外孙,许以重金来赎,氐人畏惧段颎威名,竟真放了他,“盟而送之”。贾诩并非生长于世族大家,大概没有天然的家国天下使命感,至少没荀彧之侪那么强烈。先留得有用之身,才可能去匡扶社稷;政治理想要照进现实,前提是得手里有权。对贾诩这样寒门出身的人来说,人生遭际很可能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和思维烙印。经历过命运磋磨成长起来的人,往往学会了洞悉人性。终其一生,贾诩用谋多是基于对敌我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局势的精准判断。比如离开段煨转投张绣,比如助张绣小胜曹军,比如官渡之战前替张绣决定绝交袁绍而投降曹操。
果断离开段煨,因为看到了段煨猜忌,久留则性命堪虞,离开正遂其意;去投靠张绣,因为张绣缺大谋士,去了是恰逢其时,张绣会欢迎之至。两全比美。结果证明了他的判断无误,段煨善待他留下的家人,张绣对他以礼相待。
曹操征伐张绣,大军来势汹汹,却又突然撤退。张绣去追,贾诩判断其必败;战败归来,贾诩反而催促再追,果然胜利而还。张绣百思不得其解,何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卒追胜兵却嬴。贾诩说,第一次不让你去追呢,是因为曹军撤退,曹公必定亲自断后,我方虽精兵良将,却非曹公对手,所以追必败。第二次让你去追呢,是因为曹公打将军并无失策,还没有尽全力交战却退军,一定是他后院失火;既然打败了你的追兵,曹公必星夜兼程回国,留别的大将断后,这些人就不是将军你的对手了,所以再追必胜。这一操作过后,张绣服了。
袁曹官渡对峙,袁绍派人来联合张绣。张绣还没来得及同意,贾诩果断表示拒绝,说袁绍连自己的兄弟(袁术)都不能相容,怎么能容得下别人呢。要知道这时候按军事实力对比,袁强曹弱,此前已经跟曹操交恶,如今得罪了袁绍,那还了得。怎么办?贾诩说:好办,投降曹操。拒绝强大的潜在盟友,投降弱小的仇敌,这对张绣和常人可是石破天惊,想都不敢想的事。高明的谋士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不循规蹈矩,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面对惊慌失措的张绣,贾诩从容说道:将军正说出了我们之所以要投降曹操的重要原因;我们这些人马,放到袁绍那不过锦上添花,人家不会太看重,放到曹公那可是雪中送炭,曹公一定欢喜。选择投降对象,一般人考虑的是去抱大腿,贾诩考虑的是过去以后能成为臂膀。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何况袁绍这大腿看上去粗,却未必能站得稳。贾诩断定,曹操有霸王之志,必有容人之量,不会计较个人恩怨,还得拿张绣当招揽天下贤才的活字招牌。张绣投降之后,曹操果然礼待,贾诩则成了曹操手下重要的谋士之一。
加入了曹操的智囊团,贾诩和荀彧、郭嘉等人统一意见,认为曹操有必胜袁绍的优势。官渡之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史称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对阵临敌,兵力自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以少胜多倒无疑意;但强弱之辨,主将谋臣之人的区别,往往更起关键作用。兵多未必强,兵少未必弱。正如赤壁之战,胜负易手,说明兵力并不一定是最终决定因素,还有天时地利,更兼人谋。
征讨江东前,贾诩建议在荆州休养生息,靠综合国力的比拼使其臣服。然曹操赤壁虽败,并不代表贾诩就一定是对的。当时的局面,韩遂、马超盘踞关陇,孙权、刘备觊觎荆州,恐怕由不得曹操安稳立足;趁热打铁,快刀斩乱麻,打江东是曹操基于全局判断做出的决定。这是裴松之的观点,窃以为在理。且孙权人杰,率江东之众,不靠武力,恐怕很难使其就范。贾诩虽长于工心,但作为谋士和战略家、决策者的曹操比,视野和角度毕竟不同。后来打败马超,倒是贾诩献得离间计,这是他的长项。
贾诩对曹魏集团做得最关键决策是支持曹丕争储。曹植久负才名,看上去胜算最大。曹丕问计于贾诩,贾诩的建议是:“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这段话可以作为储君或继承人的行为规范!总结起来,是“德”、“才”、“勤”、“孝”四个方面。对储君而言,既要有人君气宇,又要有子民态度。这就是火候,这就是分寸。有人君气宇才能承社稷之重,有子民态度才能让老的放心交权。父死子继,于国于家,是事业的延续;选接班人,对君王个人来说,是提醒他人生和政治生命的即将结束。君王考虑的,是政策的延续性和个人身后评价的问题。
贾诩活了七十七岁,寿终正寝,在曹魏集团谋士中属长寿的。其谋略未必最高,但可能是最会明哲保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