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的民国南京对日受降仪式及其后续故事（1/3）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而作
为纪念918事变83周年全面修订
【总提要】所谓受降仪式，自古有之，是军礼的组成部分。西方军礼，大概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中国，军礼为传统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之一，早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已有专项记载——“以军礼同邦国”。受降礼仪，是以敌人战败投降且被战胜方接受而结束战争的一种仪式。受降礼最初多含于献捷献俘礼之中，后发展独立，是更尊重战败方的一种终结战争的礼仪，显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宋史•礼志二十四军礼•受降献俘》载：“太祖平蜀，孟昶降，诏有司约前代仪制为受降礼。”亦即我国至迟在宋代已将受降礼列为专项国家礼仪，且明示受降礼为军礼。但是，数十年前，以伤亡约三千五百万同胞和巨大财产损失，外加包括人员牺牲在内的国际援助换来的作为胜利者的受降仪式，被乌龙了，其作为军礼“同邦国”的作用被灌水，后患无穷。这种乌龙，如果仅仅止于当时也罢，可悲可叹的是至今还在继续着、扩散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以军礼同邦国。——《周礼·春官·大宗伯》
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第二十》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老子·第六十三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第七十一章》
虽胜犹败失威仪——乌龙的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南京）对日受降仪式
这张照片所示，即便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也可让人看出应当是交接某种文书的一个礼仪性场面。交接双方，仪态表现，一目了然。
这，是一张近70年前的新闻照。它，记录的是一个军礼的重要场面，是取得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中国接受战败的侵华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的一个重要仪节，是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受降官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左）接受日军小林浅三郎中将（右）递交投降书的历史性瞬间。一个失败者，一个胜利者；一方投降，一方受降。高下尊卑，礼当自明。但是，据说：“受降典礼上，日本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因递交降书的手离身体较近，何应钦不得不屈身向前，这张官方照片里，中方看起来比日方来得恭敬，引起轩然大波。”（见《何应钦“抗日受降”荣耀时刻 向日本人弯腰受争》）
代表胜利方接受失败者降书的何将军，在这赖以“同邦国”的军礼场合，他的仪态为何如此谦卑？又据《何应钦“抗日受降”荣耀时刻 向日本人弯腰受争》载：“何应钦史料研究员叶泉宏：因为那张受降桌太大了，所以何应钦要接这个降书的时候，因为何应钦长得比较矮，所以他只好身体要往前倾，才能拿到那张降书，所以无形当中就会出现所谓的何将军向敌人弯腰的镜头……”也有说：“当时小林身子前面有个麦克风，要是弯腰太厉害就会把麦克风碰倒，所以手伸不过来。何总司令也是一时着急，就自个站起来伸手去够了。”
此类说法，貌似有理，但显然经不起推敲。
首先，受降官何应钦1935年起即为一级上将（民国自1935年3月设立至抗战期间国军特级、一级和二级上将领章都是金面三颗三棱角星，1947年行宪后扛四颗五角金星肩章，故也称四星上将）。呈递降书的小林浅三郎只是中将，扛两颗星。二者军衔显然不对等。在如此庄严，“以”“同邦国”的受降军礼上，对于由谁递降书，如何递、如何接，当在（芷江）洽降时确定。其实，不论侵华日军中有无同中方受降官何应钦一级上将军阶对等指挥官，都应由其最高指挥官亲递降书。因此，如果洽降时没有确定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扛三颗星，据说日军大将对应当时国军一级和二级上将两个级别）亲递降书，而中方却安排了一级上将何应钦接降书，那么，可以说中方在洽降时就已自贬，反胜为败。对此，蒋委员长也是应该知道的。如果原本已在洽降时确定由冈村宁次大将递降书，但败军日方在受降仪式现场耍滑临时改由小林浅三郎中将代为呈递，司仪官或任何一位控制受降仪程的受降方人员都可以而且应当喝止。如果司仪官失职，何应钦将军也当随机应变，掌控局面。否则，就是以何将军为首的受降官集体失职。（1945年8月21-23日芷江洽降的中方代表是时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日方代表是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似乎这已经不对等了，可更甚的是其间23日下午何应钦一级上将还特地召见至少比自己低两极的降将今井武夫少将。显然，国军自贬身份、丧失威仪，始于洽降。如此自贬，是否表示国军军阶总体上存在一两级乃至三级的水分？）
其次，“因受降桌太大而何应钦身材矮小而需身体前倾”之说，也站不住脚。看画面便知，降将小林浅三郎仅将降书前端递近桌面中线附近，而受降官何应钦居然为接降书而将手伸过了中线（状似讨要降书）。其实，关于这一重要环节，完全可在洽降阶段约定：降将呈递降书时，应将降书文本的约4/5纸长递过桌面中线（唯其如此，方可称作呈递降书），呈递降书之手应当到达中线但不必越过。交接瞬间，降书两端各约1/5持握于交接双方手中。受降官只需伸手至距受降桌中线约3/5降书纸长处即可接受降书。这样，受降官自然不必为接受降书而过度弯腰前倾，且任何一方都不必将手伸过桌面中线，以维护彼此基本尊严。如此重要仪式，应当事先演练，以防失礼，乃至失利！只要事先演练，桌面宽窄是否合适，桌上陈设是否恰当，降书所用纸张尺寸是否足够（此乃确保受降官可不必弯腰如降将之关键），自然清清楚楚。作为胜利者的受降方，处于主动地位，本当为自己设定有利条件的国军，在承援得来的受降仪式上若无人想到并做到这些，在战场上败给日军也不足为怪。
又，据说，在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之前，美军为准备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对日受降仪式，在9月1日进行过彩排。仪式当时的密苏里号上有一面特殊的旗帜——指挥舱门上方的31星星条旗（参见图3-5），那是92年前的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Matthew C. Perry）率领东印度舰队打开日本国门时的萨斯奎汉娜号上悬挂美国国旗。很是讲究的。国军若仿效，恐不至于如此乌龙吧。
第三，为了避免受降官身材矮小而需仰视日方降将，完全可以挑选一位身材高大的将军受降。即便受降官一职非何应钦不可或实在找不到身材足够高的上将担任，那么，将受降方坐立处搭台垫高一点也无不可。法庭法官不就是坐在高台上么？处于审判者地位的国军，若无人想到并做到，似乎很难指望他们战胜日军。
关于同法庭法官类比的说法可参见《受降：为什么选择芷江》引述笔者同宗先辈易君左先生当年对芷江洽降的报道：
纪念坊是1947年国民政府修建的，受降会场在牌坊北边十余米，是一栋黑色结构的木平房，屋内用木栅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墙上挂有孙中山画像，四张木桌围墙而设，桌上桌布雪白，牌子上写着参加洽降仪式的代表姓名：萧毅肃、冷欣、柏德诺、今井武夫……西区只有一张长桌，牌子上写着“记者席”。一切和60年前《宁远日报》记者易君左对现场的描述并无二致：“右面中墙上，是一张很大的，国父半身像，国父像的前面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仅仅铺着一张洁白的桌布。”对于这张桌布，兴奋的易君左将之形容为“好像是法官的案台”。
冈村宁次“印章盖歪”恐系故意耍滑以示不服降而非“因心慌意乱”
据《日本投降细节：冈村宁次盖歪了印章 起身鞠躬致歉》：“9点07分，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冈村宁次签字时手一直在抖，接着，从右边上衣口袋内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名下。因心慌意乱，印章盖歪了，可在这样的场合，他又不能更改，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可是，谁看见冈村的心了？如何知晓他“心慌意乱”？冈村签字盖章视频（参见《恶之花 日本侵华将领实录之冈村宁次》、《1945 日本投降内幕》）和签字笔迹（参见图1-2）都丝毫没有发抖的迹象，传闻中的所谓冈村“因心慌意乱，印章盖歪”，未必不是出自始作俑者和传说者精神胜利心态之臆想？其实，在日本生活过或对日本职场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大多会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端正盖章表示同意，歪斜盖章表示有意见或不完全同意，颠倒盖章表示不同意。《老兵亲历芷江南京受降全程：冈村宁次耍尽花招终低头》也历数了冈村在决定签降书之前的各种耍滑伎俩。况且，此类文书上签字即可，签字人加盖个人印章并非必需（参见图1-3）。有鉴于此，将冈村在这一并非必需加盖个人印章的场合歪盖印章解读为他故意为之以表示不服降是否更合逻辑？日本人得知冈村在降书上歪着盖印章以示不服降是否正暗地里赞叹他们的冈村大将的沉着机智？曾留学日本的蒋委员长与何将军以及众多高参难道不知道日本的此类印章文化？
众所周知，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12月8日美国对日正式宣战之后，国民政府才于12月9日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而其中甚至都没有明确战争状态起始时间。宣战含糊，受降乌龙。更自贬的是，特级上将蒋委员长（1947年扛五颗星），不仅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而且还聘他为军事顾问（参见凤凰资讯/历史/历史研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无罪开释内幕》）。由是观之，战后日本的对华态度，似乎早已由蒋委员长的洽降、受降以及对战犯的处理方式定了调。由此结果反推，似乎的确不能指望蒋委员长领导国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难以指望离不开外国顾问的国军守卫中华。
受降，是军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军礼同邦国”。处之不当，则难以“同邦国”。有道是：
怠于抵抗，几将国亡。幸入正盟，得胜保疆。疏于习礼，乌龙受降。军礼不当，难服败邦。虽胜犹败，后患无穷。如此国军，何堪守中？
2014年8月26日初稿发于作者新浪博客
2014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修订稿
2014年9月5日再修订并加总提要
2014年9月12日修订稿
2014年9月16日补充稿
2014年9月18日修订并以此纪念918事变83周年
2014年12月4日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临近校订稿
2021年9月7日·辛丑白露略校再发于作者简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