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之一：

巴蛮。

这个词来自湖南方言，形容曾国藩是再合适不过了。

巴，有粘住、巴住不动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固执、不灵活。在湖南方言往往带有贬义，比如“做事情不要巴蛮”。

特定语境中，巴蛮，也指代硬着头皮做事，或者做事执着、敢闯敢拼。

这个词被公认为是形容近代湖南人性格气质最准确一个词。

湖南人为人处事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巴蛮，敢作敢为。

曾国藩早期官场生涯，他的“巴蛮”表现的特别明显。

只要他认定要做一件事，即使没有条件，他也要创造条件去干。

1853年3月，太平军定都南京。

由于清八旗军和绿营军都已腐朽不堪，毫无战斗力。

清政府只好鼓励地方官员办团练，曾国藩正是在这个号召下投身战争的。

作为中央文官，他一无地方工作经验，二根本不懂军事。如何征兵、练兵，征粮、征饷一概不知，他到底该从何处干起呢？

没办法，只能巴蛮。

曾国藩回家乡直接招募士兵，还要求必须是天性淳朴的农民。

招募后进行严格军事训练，还要配合儒家政治教育。

时人嘲笑曾国藩办团练是：儒生带乡奴。

但，曾国藩居然建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可靠的队伍，这也是后来湘军的基本班底。

兵源解决了，后勤保障怎么办？

团练的本质是清政府在国家机器上开了一道口子，允许体制内官员在体制外招募独立作战部队，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合法性也就成了问题。

战争导致地方财政空前拮据，湖南官场对支持曾国藩非常不积极。

为此曾国藩冒牺牲政治生命风险，多次给咸丰皇帝上书，逼迫皇帝给他统领地方的大权，给予湘军合法地位，甚至弹劾了湖南江西两位巡抚下台，强逼地方官僚支持湘军作战。

与湘军对阵的太平军将领，不论石达开，还是陈玉成李秀成，皆骁勇善战。

曾国藩跟对手相比，军事能力差了数量级。

早期湘军留下了连串耻辱记录：

1854年，湘军遭遇靖港大败，曾国藩险些跳江自杀；

1854年底，虎口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1855年，石达开西征横扫江西全省，湘军被驱赶到南昌，困守孤城。

这一系列惨败，湘军和曾国藩并没有被打倒，反而屡败屡战中一点点吸取经验，并发展壮大。

到太平天国灭亡，湘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0万人规模，汇聚了李鸿章、刘坤一、丁汝昌等军事将领。

同时曾国藩为湘军制订对付太平军的战法：

结硬寨，打呆仗。

用堑壕战对付太平军的运动战。

结硬寨，打呆仗的风格就是把湖南人巴蛮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的标志。

湘军就像是湖南山涧里缠绕在悬崖边上的藤蔓一样，死死地巴住太平军不放，慢慢耗尽太平军的力量。

1859年冬，安庆保卫战。

九弟曾国荃在安庆城外挖掘了两道五丈宽、两丈深的壕沟，靠近安庆城的壕沟用来负责进攻城池，外面一层用来阻止支援安庆的援军。

湘军挖掘地道渗透到安庆城周边，城内的太平军尝试出城消灭堑壕里的湘军，往往一场仗打下来就会造成太平军几千人的伤亡，而湘军一般只会牺牲数百人。

最后渗透到安庆城下的湘军利用炸药破坏城墙，攻陷了安庆。

安庆保卫战结束，南京西大门被打开了。

相比战场上遇到的失败，曾国藩早期官场中遭遇的挫折和坎坷，曾国藩的“巴蛮”还险些让他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曾国藩怀抱治国平天下，进入官场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政治目标，要践行儒家思想政治理想。

这就是曾国藩与众不同之处。

别人读圣贤书为了考功名，而对于儒家宣扬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君臣一心，开创盛世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没多少人去实践的，可偏偏曾国藩就去身体力行。

前期官宦生涯中，曾国藩坚持不结党营私，不贪污受贿。

但当他想把这种理想推行到官场上时就发现太难了。

时代太糟糕了。

鸦片战争，1842年，清战败后，道光帝丧失了进取心，执政风格趋向保守平庸，官员秉持“多磕头，少说话”哲学。

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照惯例他要去丁忧守制。

当咸丰帝挽留曾国藩时，他竟借此要挟给他督抚大权，皇帝决定收回曾兵权，回老家守孝。

政治生涯基本被断送了。

罢官回家后，曾国藩读庄子南华经等佛老之学，逐渐心态变了，开始站在第三方角度来审视自己。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官场上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利益。

利益可以协商，可以分割，还可以交换。

政治家必须要学会用利益吸纳更多同盟者为自己服务。

完成政治空想家到成熟政治家的转型。

当曾国藩重返官场，脱胎换骨。

首先态度变了，多了一份谦退和理解。

上任之初他逐一拜访湖南各级官僚，向对方请教，跟咸丰帝打交道的身段也柔软了很多，连专折奏事的权利都不要了。

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咸丰帝革职何桂清。

肃顺举荐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负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的封疆大吏。

一次户部报销三千万两白银，按潜规则要给户部书办40万两回扣，曾谈到了8万两。

恭亲王不批这笔钱，曾国藩说谈好的八万两还是要给，自己拿八万两给了户部书办。

书办地位低权力大，这次失信于人，以后再找这些人办事就难了。